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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风流》王蒙; 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
王蒙的《尴尬风流》（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中到处是此类辩难，这本书里这位退休的老王看看鸡再看看蛋，看看此再看看彼，然后就困惑，就要因为所以问一问，甚至问到创造世界的第一因，忙活一会儿的结果是，或拈花微笑或老泪纵横，那第一因那本质那万应灵丹还是没个着落。
问了就是“尴尬”，问而终于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就是“风流”。
――读《尴尬风流》之前，我有重大期待：这是自传吗？或者有自传性吗？是“忏悔录”吗？是灵魂的自白吗？是自我分析和自我发现和自我批评自我表扬吗？鉴于它的作者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思想嬗变中的特殊地位，人们也许希望书中的老王就是王蒙，通过老王，他将把对自我对世界的追问进行到底，直问得月黑风高杀人放火痛不欲生……
但现在，我发现这不是一部我想象中的书或我习惯的书。老王的“问”是为了认识世界但也把世界搅得更乱，是在求证自我但也使自我四分五裂六神无主，王蒙看着老王时不时地这么折腾，他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万事万物是否有一个唯一正解？这个正解如果得到了，难道生活就美好了世界就和谐了？
――这是个重要问题，也是王蒙至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关键，他的尴尬与风流，他的令人尊敬和令人气恼皆源于此。
但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解决前一个问题：王蒙和老王的关系。在全书最后一节《老王（又一）》中，书中的老王看到了这部“以老王为主人公的系列微型小说”，说道：“虽说是老王写的老王，却与我本人无关。……反过来说，如果有许多国人窃窃私语认定是鄙人写了鄙人，倒也未尝不善！”――在此，老王的态度是，小说中的老王和他本人无关，但如果你认为作者和书中人物有对应关系，那也随你的便。读者因此而陷入了两难尴尬：任何人都不会同意前一个陈述，自然会倾向于“窃窃私语”，但这后一种说法原本就是无奈的让步的假定的不牢靠的，而且由老王而非王蒙说出，因而加倍地不牢靠。
总之，《尴尬风流》的作者和我们订立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契约：你应该把它当成独立自足的小说，但你真的把它当成小说，你未免有头脑简单之嫌；而如果你把老王看成作者自我的投影甚至直接看成王蒙，那未尝不可，但对和错你自己负责，而且你的头脑可能还是简单了。
――阅读这部书的重要乐趣就是在这迷阵中冒险，你可以把该迷阵视为王蒙的老于世故，但我认为它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矛盾：通过老王，王蒙探索自我，但同时，他也要通过老王表达他对一种自传式探索的深刻怀疑，进而表达他对自我的真实状况的独特看法。
就这最后一点来说，王蒙的看法的挑战性早已为人察觉，但是这种挑战的对象一直未被清晰揭示。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记起，中国人在一百年前根本不知世上有“自传”一事――我指的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专注于“自我”的自传。1910年，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发表了中国人的第一本自传《西学东渐记》，接着林语堂写《吾国吾民》、胡适写《一个三十岁男人的自传》，从此，自传成为五四确立的一个新传统。而胡适的一句话暴露了这种书写方式的精神背景：“写自传让我觉得像个基督徒。”他说得不错，《圣经》中的福音书就是自传的原型，而中国第一个自传作者容闳就是基督徒。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想象我自己有一个完整或分裂的“自我”，它在时间中成长，并逐渐显现出独一无二的意义时，我实际上是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想事，我把自我想象为走向本质或终极的过程，这时我是和奥古斯丁想的一样，至少和马丁・路德一样，在他们看来，自我的历史就是走向上帝的历史。
也就是说，从1910年开始，中国的大小知识分子渐渐相信自己有一个“灵魂”，希伯来式的、基督徒式的“灵魂”，这个灵魂像向日葵一样朝向上帝或真理并因而茁壮成长。这作为一个绝对的前提支配着现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我们据此写自传，我们也据此把自传性大规模地带入小说。我们已经忘了，在此之前，中国人从来不这么理解自己，中国古人通常用以表达自我意识的字不是“灵魂”而是“心”。
这个“心”出自与基督徒完全不同的想象，中国古人的“心”是反时间的，所谓“素心”、“白心”、“本心”、“婴儿之心”、“赤子之心”、“心如明镜台”等等，都是意在保持自然的、原初的、整全的状态；基督徒的灵魂则在线性时间中前进，堕落 忏悔 救赎，是一个人开着私家车追寻最后找到了上帝或全球化等等的过程。而对我们来说，心是空间，是个场所，是“心房”“心间”“心田”，是儒释道并在，是复杂的境遇和选择；这个“心”与他人之心是贯通的，是可以推己及人的，在理想状态下它容纳万物而又澄明如空。
时至今日，“灵魂”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言自明，很多中国小说家把《圣经》供在案头，文化批评家们动辄逼问我们为什么不忏悔？事情好像是，经过了一百年，全体中国人已经有了希伯来式的“灵魂”，如果没有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奇天下之大怪。
我想问的是：凭什么呀？究竟是因为我有了希伯来式的灵魂你才这么说，还是你读了《圣经》掉过头来这么想象和规训我？我没有“灵魂”但有“心”行不行啊？我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之呼天抢地其实常常是因为“隔膜”，因为他们不知中国人之“心”。
而王蒙至少自80年代以来就拒绝按照《圣经》逻辑理解自我和理解世界。我认为，他的真正志向是超越自传性、离开《圣经》逻辑去写中国人之“心”，这是他的“心”，但他也相信这也是他人之“心”，他不自我崇拜，当然也不拜各种面目的“上帝”。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蒙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流中其实是别调独弹，从《活动变人形》到《季节》系列，我们阅读这些小说时都有一个致命的盲点：这是写“心”的，不是写“灵魂”的。
《尴尬风流》是知中国人之“心”的书。这不是自传，因为王蒙根本不相信《圣经》式的自传性。《活动变人形》到《季节》系列是有头有尾有逻辑有发展有“因为所以”的比较标准的长篇小说，但即使在那里，王蒙横逸斜出汪洋恣肆的空间扩张干扰着、破坏着线性外壳和自我的历史叙述；而在《尴尬风流》中，他一不做二不休，线形的“过程”索性就碎裂了，变成了无数片段，变成无数具体的境遇和疑难和思绪，变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变成了“明镜”之上纷纷扬扬的尘埃，对此，一个可能的简易解释是，王蒙以此模仿生活的无序流动，但我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以此表达老王之心：这个人，他的心是非线性的，是一个巨大空间，是延展的、卷曲的、循环的、挥洒的，但反正不是向着一个目标一个终极不断前进的。
――老王退休后嗜读古典说部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绝大多数小说家至今不能从《水浒》或《红楼梦》中学到什么东西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传统的小说精神、中国人对自我和世界的传统想象方式正是空间的而不是时间的，《红楼梦》中有个贾（假）宝玉又有个甄（真）宝玉绝非故弄玄虚的闲笔，这是一项根本的艺术设计：两个宝玉相反地生活着，但他们处于同一个空间，是心的亦真亦假的可能性，是相反相成，曹雪芹在骨子里拒绝像咱们那些一根筋的红学家一样把贾宝玉当作生活的唯一正解。对王蒙和《尴尬风流》中的老王，亦可做如是观。
那么，好吧，现在的问题是，既然那都是传统，是一百年前被杀掉了的传统，那么现在重新把它捡起来有何意义？
我认为有意义，因为传统被杀掉，很大程度上只是意味着知识分子们不再像过去那么想象和言说，但事实上，那个中国人之“心”并未死灭，并未西风吹拂一口仙气就脱胎换骨变成希伯来的“灵魂”。
这也是“尴尬”，老王的尴尬之一就是，他有时以为自己很有“灵魂”，结果他最终发现自己只是有“心”。他常常觉得有“灵魂”比较高级、比较现代、比较激情和美，但最终他还是发现有“心”比较真实、负责和有勇气。
――在《尴尬风流》中，王蒙对这个“心”做了苏格拉底式的改造。但事情也许早在80年代初就初现端倪，我至今记得当年阅读《春之声》时的惶惑感受：在春风浩荡的兴奋中，总有一种不确定、一种隐隐的疑问。而在后来，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在那令人晕眩的王蒙式语言汪洋中，涌动着他对人们关于世界、关于生活的各种通行看法的不屈不挠的疑问，他举一反三声东击西回旋往复指意多端，他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告诉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和知识和言说，不是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维度，相反，他让人们看到，众多的价值和意义纷然并陈，有时并行不悖有时相互冲突，真是好的善是好的美是好的，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隔壁家的大美女可能是蛇蝎心肠娶过来要当心，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力经受这种冲突、悖谬和混乱，从中作出审慎和勇敢的选择。
正是在这一点上，王蒙成为一个广受误解的作家，我们经常会困惑于他的态度、他的自我，我们觉得他应该为我们指出道路，如果看上去似乎没有，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在机智或者狡黠地闪躲，但是，我认为，这恰恰是王蒙的艺术态度的核心所在―― 一种严肃的认识立场和自我体认，他严肃地确认自己的“无知”，他永远不能容忍愚蠢，而在他看来，天下最大的愚蠢就是无知而不自知；“无知”，这是面对世界的、面对整体的，是最大的“知”，由此出发，他去质疑所有的“知”，去暴露各种“知”的限度，去体会世界的广阔真相，去面对寻求好的、有意义的生活的所有困难，去捍卫人的选择的权利。
由此，王蒙对中国人之“心”的把握同时接通苏格拉底所开创的传统――那是哲学的传统而不是神学的传统，是人面对自己的问题作出思考和选择而非依靠终极的权威。这可能不那么月黑风高杀人放火激越诗意，但其实更为勇敢，人毕竟要学会靠自己，人也应该有勇气承受无解之难。
“无知”，这就是“赤子之心”，是“心如明镜台”，是“破执”，《尴尬风流》由此成为知中国人之“心”的一面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