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艺术家的席勒：由“彷徨歧途”向“自由之路”

在席勒逝去两百年后的今天，后现代浪潮早已滚滚而来的当代，实事求是地说，席勒所开辟的路径，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其意义就在于，在科学技术的无边威力已见端倪的现代早期，在启蒙理性占据主流话语的大时

席勒（1759-1805）的意义，应在两个维度中进行把握。一是现代性的共同问题；二是当代中国语境的特殊意义。作为一代伟人的席勒，他不仅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认识到的“伟大的诗人、戏剧家、美学家”甚至“历史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里的艺术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称呼，而更多地被赋予了人类艺术/精神创造者的含义，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还自觉地承担着思想者的任务，为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进行严肃的思想。由此，这一桂冠，才显得格外“辉煌璀璨”。

早期的席勒，以《强盗》的横空出世而博得赫赫声名，但他很快摆脱了早期创作中那种个体情感的过分张扬，将对德意志民族 国家的建构与现代性异化 惘失的解决很自觉地结合起来。虽然，他因了《强盗》的发表而不得不开始自己的“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但恰恰是在这种清醒的痛苦中，他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违心以从俗。当然，为了基本的物质生存，他不得不做出许多违心的事情，但这些不得不然的“谋生之道”，并没有使他屈下自己作为诗人（伟大的文化创造者）的高贵头颅，他始终坚持并坚守着自己的艺术创造的崇高使命。这主要表现在，他没有为了迎合生存的需要，而改变自己创作的内容与题材。他的每部剧作都具有思想史上的创新意义，都急切地探询着时代精神的重大问题。而“审美教育”的理想构建，亦足以表现出他作为思想者的执志不屈。对于人的异化问题的探讨，是一个兴起已久、至今犹烈的大问题，在作为现代早期的18世纪末期，席勒美育思想的提出，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异化问题”的。他之所以由“自由诉求”最终而走到了“自由彷徨”，乃是与他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极为深刻的洞察力紧密相连的。这一点，既表现在“面临全球化”，更凸显为“反抗现代性”。

席勒将古代希腊人作为典范，认为他们具有性格的完整性，而近代人则不是。如此发展的机械化生产时代，在物质上可能造成极大的财富与满足，可在精神上势必对人性进行遏制与压抑。可面对如潮卷来般的历史趋势，人，即便是理性的人又能何为？然而，即便是在这样深重的忧患意识之下，席勒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的尊严”的坚守，他不无悲凉地说过：“人如斤斤小智小慧，将永远是细人。耳之所营，目之所见，永远是一个轮子的转动，将永远不见全体，永不明大道。”正如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可机械化时代（资本时代）中已“异化”着的人又如何才能找回自己“童稚时代的真纯”？作于魏玛古典时代早期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其实不仅可作为与歌德订交之际对自己思想的梳理，也可看作对现代性问题解决的一种尝试，即对素朴之诗的理想追寻。他在这里区分出两类诗人，前者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之间，或在内心之中，意识不到有任何裂痕；另一种人则意识到这种裂痕。对前者而言艺术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形式，他们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东西，只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就是素朴诗人。素朴诗人显然更表达出席勒的理想：“这种诗人出现于世界的少年期：他们庄严而圣洁。”这种素朴诗人的理想，显然是追求一种和谐的世界，它曾存在于自然之中，却因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断裂终止消逝，宛如那悠扬温婉的田园牧歌，人未散而曲已终。

实际上，席勒是非常自觉地、清醒地在不断追问“诗人何为？”的终极命题。他要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既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也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他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但是，他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他的这种理想，是用‘幻觉’和真理塑造的，是用他想象力的游戏和事业的严肃铸造的，是用一切感官的和精神的形式刻画出来的，并且不声不响地把它投入无限的时间之中”。可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每个在灵魂中有这种炽热理想的人，都有创造的冷静和伟大的耐心，把这种理想刻入无言之石或灌注成质朴的文字，交托给时代的忠实之士”。这段话讲得非常之中肯，切肤之言啊！而放在而今的时代之中，似乎竟显得如此的贴切。毕竟，席勒已离开世人整整两个世纪了。

“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这让我想起了温克尔曼的那句名言，即“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与后者的被广泛征引相比，前者似乎沉入历史的烟尘，早已为后世所淡忘。但在我们看来，对于怀抱理想、冀望未来的思者，却不可不将之重新捡拾，细品其中三味。艺术表现理想，理想虽然遥远，但却源自现实，彼此密切关联。所以艺术也就成了沟通理想与现实的重要途径。这一点对于理解作为“创造者诗人”的艺术家来说，极为重要，值得细加分辨。在席勒看来，理想是创造出来的，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所以艺术家（诗人）的意义绝对是极其重要。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一是所谓“摆脱了那种乐于在转瞬即逝的瞬间留下自己痕迹的虚夸的‘经营’”，强调的是对功利的拒斥，尽可能超出世俗功利的羁绊，其实这点很难，尤其是在为现实生存所逼迫的时候，这点对没有遗产可以继承、没有爵位可以依仗的席勒来说，体会一定非常深刻，所以才有这样上升到理念的“渴离功利”；二是所谓“摆脱了那种急不可待地要把绝对的尺度运用到贫乏的时代产物上面的热狂”，做到这一点更不容易，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对时代使命的参与，更具有看似超越功利的色彩，过于“致用”性的追求，其实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社会的现实运作中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做到这两点，既超越于“直接功利”，也距离于“实质功利”，那么他才可能真正做到“把现实的领域交给以此为家的知性”，同时“也努力从可能与必然的联系中创造理想”，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建沟通的桥梁，即席勒发明出的“审美教育”。

席勒的一生，坎坷动荡，他始终是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忧患中而完成着属于自己的艺术家宿命的。而他的理想，则是“追索自由”。歌德对他的朋友评价很高，并将席勒的思想一言以蔽之，谓“自由”。他这样说：“贯穿席勒全部作品的就是自由的思想，然而随着席勒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教养并成为另一个人，这个理想的面貌改变了。在他的青年时期，身体的自由占据了他，也影响着他的诗歌；到了晚年，这个自由就变成理想的自由了。”然而自由之路的探索，从来就不是通达大道。席勒的“自由之路”是由重重“彷徨歧途”所构成的，这样一种不断成长起来的“自由彷徨”，不仅是他个人的彷徨与迷惘，更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迷惘”，更属于人类精神的“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者之一的鲁迅，也曾深深感受到“彷徨之惑”，并希望以“铁屋中的呐喊”来驱走这样的彷徨。鲁迅也深刻地感受到“歧路之困”，但更希望能找到“砸破铁屋的未来”。席勒希望由自己的“彷徨歧途”，能达至人类的“自由之路”。虽然并不成功，但他的伟大尝试，却应当予以充分肯定。恩格斯曾借黑格尔辛辣地嘲讽席勒审美教育思想，认为席勒所传播的是一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这当然与他们的理论框架大有关联，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能报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结合席勒的生命历程来理解其“美育之思”，就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种“温情之敬意”，席勒在个体生命历尽苦难之后，仍不改其理想主义的初衷，实在是有“为生民立命”乃至“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图大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