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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的反战之声

2005-12-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已经60年,但沉淀在政治思想生活最底层的渣滓――某些执迷不悟的右翼势力,沿讹袭谬心态又浮现出来,这不禁令人想起许多主持正义的日本作家的作品和他们的言行。比如,日本女诗人石川逸子在《黑桥》中写到,“……1937年进入南京的军人/你残酷地杀害了大批中
国人/并不满足于中国俘虏排列成行被枪毙/你绑起了一名俘虏浑身上下撒满汽油/……进入南京的军人/这些都是你们的所作所为……”

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大会上明确表示,二战中日本“侵略了亚洲各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惨绝人寰行为感到痛心,应予赔偿”,并诚恳地表示“愿为中国和韩国等的文学稍尽绵薄”。因为广大日本人民也为那场侵略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夏目漱石私淑女弟子野上弥生子的短篇小说《狐》,主人公为逃避兵役蛰伏山中养狐韬光养晦,每当想起肺病“一旦痊愈,又会被拉去打仗,便产生绝望”,甚至巴不得因病死去,也不愿死在战场。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迷路》,主人公菅原对打死一名中国游击队员深感内疚。当他从大学同学口中获悉在延安成立了日本反战同盟,便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不幸为日军岗哨发觉狙击身亡。菅原在历史阵痛中的审慎抉择,传达出令人难忘的悲剧感。日本笔会前任会长、“第三批新人”代表作家远藤周作,在短篇小说《架着双拐的人》中,描述主人公加藤在侵华战场杀死一名无辜中国农民,农民老母那双迸发满腔愤怒的眼睛,直到战后也挥之不去。精神的压抑使他肢体僵硬,只能靠双拐站立。同一作家的《海和毒药》,批判了加油站老板和西服店老板,在公共浴池厚颜无耻吹嘘在中国战场杀害中国老百姓的罪行。森村诚一的报告文学《恶魔的饱食》,从故纸堆里挖出鲜为人知的史实,揭露二战中日本在我国东北、朝鲜和俄罗斯南部,用活人做生体实验的罪行。他并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限制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决定把它转化成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证词之一,还原并提炼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真实。上述作品有力地否定和反驳了半个世纪来日本某些右翼政客,特别是加害者不但至今也没有真正忏悔,反而拒不承认日本侵略罪行的错误历史观。

明治维新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和落后性,在20世纪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曙光中,封建落后的日本旧军队,还笼罩在中世纪、上古乃至史前时期野蛮蒙昧之中。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野火》,描绘日军在菲律宾战场伤亡惨重,一群溃不成军的散兵游勇啖同类身上的肉,着重刻画了日军在疯狂蹂躏和绝望自戕中的暴戾。梅崎春生的《激烈摇摆的风筝》,中士川边染上性病久治不愈,听信喝用人骨磨成的粉末偏方,遂掘墓挖出半年前处决的中国俘虏的头盖骨,将其敲成碎片作羹汤一饮而尽。小说中的日军并不缺乏血肉,缺乏的是灵魂。

战后诗坛活动较早影响最大的荒原派诗人,在二战中曾被驱往战场。反映那场非正义战争带给几代人心灵创痛是该派诗作的主导方向。鲇川信夫的《死去的男子》描摹普通一兵,在法西斯军队冷漠的人情荒原中,未曾发出一声求援的颤抖和呼喊,他死去的那一瞬所撞响的是军国主义的丧钟和留给和平的永久回声。鲇川以《救护船日记》为题的组诗,都以同样的格调挖掘了丰富的内涵。《遥远的航标》中那航标凝望着流转的岁月,是诗人的灵魂在游荡。诗意浓浓的画面倾吐普通一兵在十字架下徘徊的不尽愤怒:“寂寞的航标/漾起波涛/向不幸的士兵告别/无论什么鬼怪魔妖/也无法拆毁这航标。尽管那航标/永远在记忆中的海港飘摇/我的悲哀/却难以久久萦绕。这不幸的士兵啊/不知何时何地/陷入魔爪/在他决心死去之前/已不再看见/这寂寞的航标。”

木翟派女诗人茨木则子的《那时我最美丽》,是对军国主义践踏日本妇女黄金时代的诅咒:“那时我最美丽/周围的人们相继死去/葬身工厂、大海和无名小小岛屿/使我失去打扮自己的情绪。那时我最美丽/可没有哪个男人向我馈赠表心意/只知道举手行军礼/回眸顾盼匆匆离去。那时我最美丽/可头脑异常空虚/心灵被扭曲/手脚发光如秋栗。那时我最美丽/我们国家一败涂地/心想怎么干了这等蠢事/手撩连衣裙踯躅在污秽的街里。”

戏剧方面,铃木政男的独幕剧《落日》的主人公浅田善一,二战中在前方曾收到一个名叫岛田好子的女性写来的慰问信。战后回到东京,踟蹰大街小巷遍寻好子无着。在落日夕晖的上野公园与沦落风尘无家可归的好子相遇,但战火的摧残和战后举步维艰的生活,使年仅23岁的好子早已失去当年的纯真,相见但不相认。久保田万太郎的三幕剧《秋草故事》,以二战末期东京一家货源短缺的庄吉鱼店为舞台,通过市井琐事,展示平民百姓对战争的憎恨。森本熏的五幕话剧《女人的一生》,以女主人公布阿圭从童年到青年、老年的命运为主线,表现了那场战争带给社会底层的灾难。久保荣的四幕话剧《苹果园日记》选取“七七事变”前后,北海道一小镇远郊的安倍苹果园为人物活动的舞台,刻画在军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下苹果园日趋败落的过程。

控诉和揭发日本侵略战争是一个极具思想意义与政治意义的选题,也是一个极有文化内涵可供开掘的题材。评论家小田实在《和平的伦理和论理》中指出:“在战后21年间,虽然反映亲历战争的文字多如过江之鲫,但几乎都是从被害的视角记述的。”诗人小海永二也认为“战后日本,有关战争体验的文字,只从被害者的观点和立场而没有从加害者的观点描述”。诚如他们所说,如果日本作家能从加害者的角度,从整体上,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探讨和剖析这场浩劫的内在原因;倘若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必要的批判,将具有更加发人深省的影响和巨大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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