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纪事》是曾建徽同志最新出版的一本通讯文集，共收录了建徽同志不同历史时期的通讯作品23篇，除了写于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的《“联合国军”
虽然这只是一部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变革为主要选材方向的通讯文集，但是，由于这些通讯文章记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权威性、其报道范围和角度的特殊性，它们因此而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涵，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部《中南海纪事》的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和外宣价值，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地挖掘一下了。
首先是其书名《中南海纪事》就是耐人寻味的，和过去二十多年以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传记、所谓历史事件纪实方面的畅销书不同，《中南海纪事》应该说是“师出有名”，个中掌故恐怕要追溯到1981年春天创刊的《了望》杂志，在这一年出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徽同志和冯健同志合写了一篇《中南海的春天》，发表在创刊号的品牌栏目“中南海纪事”之上，该栏目作为一个增加中央工作透明度、让群众了解中央的工作情况与中央重大政策制定进程的窗口性、权威性栏目，是在报请党中央并得到小平同志的亲自批准之后应时代而诞生的历史产物，所以说，在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尚欠发达的8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通讯栏目品牌，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而从这些通讯所记录的内容来说，这种历史文献价值恐怕是要超越于其形式上的意义，透过它们的记述，中国在拨乱反正以来的中央工作情况仿佛跃然纸上：从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速写、中央农村工作的重大决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关于农村问题和经济工作的思想和重要论述、彭真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的“中南海新政”――继往开来的新老交替、中国沿海城市扩大开放的历史性新举措、再到邓小平同志对日本和东盟三国的历史性访问，以及胡耀邦同志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多篇访问散记，作者无不以随行记者的角度，客观平实地记录下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细节和瞬间，加上作者流畅的叙事手法，读来是那样的引人入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的历史人物和领袖人物的活动记事，而非工整严谨的编年史，却让人开始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之路和历史轨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历史文献价值也许会成为那一段关于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式的编年史一种有益的补充。
任何思想和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中南海纪事》的思想性同样让人深思，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具有史无前例的探索性和挑战性，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如何开创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中国几代领导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思考的主题，在建徽同志的这部著作中，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通讯报道式的事件描述性层面上，而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领导人的思想深度进行了思辩性的分析和整理，并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清晰的表述：诸如《历史性的访问》生动记载了小平同志1978年访问日本所取得的巨大外交上的成功，同时深入地剖析了从周恩来总理到小平同志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所作出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读来，对于当前由于日本某些右翼政客的不当言行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的种种杂音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警世和启示意义！
同样的思想上的闪光之处几乎俯拾即是，例如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重视程度与思考深度，以及他们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方面所表现出的伟大胸襟，至今令人感佩；而在24年以前，建徽同志就在《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等通讯文章中，忠实而准确地记录下陈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精辟论述、以及“全面、比较、反复”、“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等对于我党理论建设和改革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并用自己的理解进行剖析，应该说，这些思考已经超越了通讯作品本身的固有模式。
书中对于胡耀邦同志在国内各省的考察活动进行了非常详实的记载，比如说耀邦同志在西部的青海、甘肃考察时期就提出的关于西部开发的一些思想和思路，对于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来说，应该说具有同样的启迪和先导色彩，同时也凸现出执政党在一些重大经济决策上的历史延续性和一致性；在陪同耀邦同志考察内蒙的一篇通讯的结尾，建徽同志用“一个重要的思想”为小标题作为结束语，总结了耀邦同志一路上阐述的心得和思想体会：“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要有变革思想，不要怕改革；第二，要敢于冲破旧的规章制度，下放权力；第三，不要忽视生活方式的变革。”2005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改革年，又是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也许，他对耀邦同志很多重要改革思想的忠实记录和有价值的分析，就是对耀邦同志最好的纪念。
当然，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建徽同志个人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这部《中南海纪事》独特的外宣价值。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他就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名外宣工作者：1949年春天北平解放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建徽同志被调入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 新华社对外新闻部的前身 ，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党的新闻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从新华社对外宣传的记者到新华社领导人，再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负责人，他的工作经历几乎就是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从小到大发展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他的人生，见证和写照了我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段重要历史。在这部通讯文集中，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毛泽东、周恩来到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建徽同志都有幸和他们有过直接的和切近的交流或者采访，以及亲身经历与感受他们的重大外事活动，这些一般新闻工作者难得的工作机会，不仅使这本通讯文集的名实相符，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时代出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负责人的八年时间内，他可以将那些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运用到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国情之中，来应对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和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
在长期对外宣传的职业生涯中，建徽同志的两点突出贡献是极为明显的，其一，就是一直致力于如何向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其二，就是如何和国际上的反华言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前者是客观平实地摆事实讲道理，不卑不亢；后者是国家舆论与意识形态上的正面交锋，有理有节。早在他写于50多年以前的“联合国军”战俘说，没有“死亡行军”》这篇通讯文章，就足见他在这些外宣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决非一日之功 进入90年代，虽然由于领导角色使然，建徽同志很少再亲自写作通讯文章，而是直接在外宣战线的最前沿地带与国际舆论进行直接的交流与交锋，但是，他所倡导的向世界介绍宣传中国、以及展开对反华舆论的国际斗争的思想，几乎是以一而贯之的。
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建徽同志这部《中南海纪事》的话，虽然它们中的大多数作品的写作年代，是在二十多年以前，但是其中所包含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和外宣价值，必将因为其记录下了大量生动传神的真实历史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而散发出永久的、淡雅的、历史的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