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年在出版社工作，对文章的署名问题较为敏感。最近读白化文先生的新作《人海栖迟》，其中有一篇《“舒学”小记》，引起了我的兴趣。
《舒学》并不长，所述内容也比较简单。“文革”后不久，白化文先生在《文物》编辑部帮忙时，组织到了一篇王重民、向达二先生合写的考释P2555号敦煌卷子的稿子。在当时的
这种署名方式，从今天《著作权法》的观点来看，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但在当时，这种代号式的署名却不少见。“文革”后期，自1972年起，《文物》、《考古》开始复刊。既要复刊，就要发表学术文章；既要发表学术文章，就存在一个署名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政治历史有“污点”的人，虽然能参加研究工作，但不能发表论文。一些学者心有余悸，害怕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也不愿署名发表论文。某一科研机构或某一课题组（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等），如果不以该机构名或该小组名义发表成果，就要造出一个“代号”署名发表。如果我们翻开1972年《文物》复刊号，就可以看到，该期《文物》发表的九篇文章中，署名为“解放军某部六连党支部”等机构名的文章竟有七篇，署名“马文保”代号的有一篇，署真名的只有老专家唐兰先生一人。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的风气。仅以1972年的《文物》、《考古》为例，所见“代号”就有“马文保”、“甘博文”、“京洛”、“群力”、“一冰”、“文展”、“龚爱文”、“周文”、“志工”、“史为”、“钟依研”、“肖蕴”（后来得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政?先生的化名）等。一些一时尚难确定的“代号”如“史言”、“鲁波”等尚未列入在内。这些“代号”中，有的可以看出是一些科研单位的化名，如“甘博文”为甘肃省博物馆，“钟依研”为中医研究院，有的则无法推测出到底是哪一个单位，如“群力”。这批以“代号”署名的文章，由于有的是由专家执笔，所以学术质量较高。但这种“代号”式的署名方式，却给今天重印这些文章造成一定困难。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些“代号”的著作权人到底是谁，以及如何取得授权。就是当时发表这些文章的《文物》、《考古》杂志编辑部，由于近三十年来的人事更迭，知情人都早已退休，其中不少人又可能已经作古，恐怕也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些“代号”的具体组成了。白先生《舒学》一文，不仅向今天的读者介绍了在当时特殊政治环境下学术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而且具体介绍了“舒学”这一“代号”的具体组成人员。然而，对于当时的众多“代号”，我们所知仍然甚少，即如白先生文中提到的“郁侃”、“文华”，我就不知道其具体组成人员。我们期待今后能有更多的人撰文解开那些“代号”的秘密，因为这样做，不仅是为学林记录掌故，而且为寻找一些质量较高论文的著作权人提供方便。
（《人海栖迟》白化文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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