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程中，先后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俞平伯、钱锺书等开辟学术新局面的大家，还有更多的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名家。为了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值得学习借鉴的学术范式，并为这百年学术的发展变迁保存先贤的学术足迹，《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然而前辈学者的道德文章不会轻易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出学术舞台，因为他们的创新思想，他们的学术规范，他们的治学方法，都已经作为丰富的历史积淀而永远滋润着学术的长青树。我们今天纪念前辈学者，当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他们的治学经历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如果说20世纪是古典文学研究向现代化转型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是古典文学研究确立自身范式的世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又赶上了一个发现的时代，一个期待创新、而又有可能创新的时代。电子文献的横空出世，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国外文献的频频激荡，都为我们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广袤的空间。如何把握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想到了王国维曾说过的一段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姚明达《哀余断忆》之二，载述学社《国学月报》第二卷，1927年10月）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对于新世纪的学术研究也具有莫大的启发意义。从当时的学术状况看，王国维的传统学术根基也许不是最雄厚的，某些坚守传统学术领域的学者对于王国维似乎不以为然，批评他在汉唐注疏方面功力不够。而趋新学者则认为王国维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半成品，其评价也有所保留。但是20世纪的学术发展实践证明，王国维目光如炬，他的“预流”之作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推动学术进步固然需要文献的积累，但根本因素还是观念的更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面貌。就我们所供职的文学研究所而言，1953年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治所的根本方针任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1954年，《文学遗产》创刊时也强调要“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念”，就是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20世纪的学术实践证明，凡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并勇于在求实中创新。
我们在充分肯定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同时，也不必讳言存在的问题。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以论带史等理念先行观念竟然成了文学研究的主流意识。似乎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就是依据某种或某些理论主张去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其结果必然是自主创新意识的日益淡漠。在经历了“东倒西歪”的震荡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失去了理论方向，过去所熟知的东西变得隔膜起来，过去很明晰的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于是，新的世纪，我们在反思，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难道仅仅是为某种现成理论作注疏吗？事实上，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应当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新鲜而切实的理论。因此，很多文学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文学理论家。譬如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钟嵘和他的《诗品》，就是一身而兼二任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筑古典文学研究范式，就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理论问题了。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问。我们没有资格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重温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固然强烈地感受到学术高山的压力，但也日益强烈地意识到历史所赐的机遇。2004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应当积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积淀深厚的学术优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把文献学和文艺学、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贯通中，追求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真实；从中学和西学的交融中，确立古典文学研究的坐标位置；从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结合中，挖掘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会具有坚实的文献功底，才会具有文学性、学术性和当代性，才会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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