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初，林继中先生《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至北宋部分）出版之时，“文化建构文学史”还是一个令人“眼中生涩”的新鲜提法。十几年过去了，原本“生涩”的题名如今虽已褪去几许“生涩”的意味，而其内容今天看来依然还是新意不减，尤其是新成之上卷（即魏晋至盛唐部分），随着先生十几年来思考与体悟
该书在文化史与文学史双向同构这一核心理论架构的指导下展开论述。其方法论要点有二：一为“以大观小”的整体性观察方法，二为“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
先言其一。林先生曾以数池中游鱼为例，倡动态的、“以大观小”的整体性观察方法。在1997年出版的《诗国观潮》后记中他说：“我还有意将‘切片’置诸大背景下做‘以大观小’的讨论，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坐标。”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史新视野》，虽只17万字薄薄的一册，却是“以大观小”的一个典范。《文化建构文学史纲》的理论构建多渊源于此。而本书对魏晋至北宋文学史所做的动态、整体的考察，也因此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正如其所言：“本书述及文学趋势不作‘十面埋伏’式的综述，或存将文学史诸现象一网打尽的意图，而是将焦点投放在那些能体现该段文学史特质并使之融贯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因素上，特别是那些具有连续性的‘基因’式的因素上，以及那些促变的动因上。”无论是整体架构，还是具体论述，这种“以大观小”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都随处可见。
再论其二。作者以为，文学史是在“‘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运动着，不断矫正往近以来的缺失，追求‘文质彬彬’的理想，永无休止”。所谓的矫正，就是通变中“变”与“不变”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正变以文质、雅俗互动的形式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由于文学正变之内在原因在于“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所以作者打破以王朝为文学史分期的惯例，首创以魏晋至盛唐为一期，以中唐至北宋为一分期之新分期法。这无疑是对文学与政治同步，乃至为其附庸的旧思维定势的消解，使文学自身规律能一以贯之。兹以词的发展为例：词这一体裁兴起于中晚唐，主要是为了便于歌唱，与诗并无明显区别。但晚唐“重感官的彩绘的笔触”一派诗人出现之后，本来取材十分广阔的民间曲子词，经晚唐的文化整合，其“声调婉媚”的特征逐渐突出，乃至出现题材狭隘的典范之作――《花间集》。这是一个变的过程，即由取材广阔到专取婉媚一面，此后文人词多沿此一路向发展。这个变的极至是柳永。而柳永又具有两面性，他是“俗词”的集大成者，又是“雅词”的滥觞者。随着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词开始走上雅化之路。这又是一个变的过程。词走向雅化不外二途：一是以苏轼为代表，将“感情走私”的词改造为与诗一样的“言志”之具；一是以周邦彦为代表，偏重于将“俗腔”改造成“雅调”――相应地对词的语言也作了些调整与规范。另外，在词“化俗为雅”的过程中，柳永一派仍流行不衰。至此，词才基本恢复了原有的疆域，但恢复之后的词已是经过雅化之后的文人词，不复原来民间曲子词的原貌了。这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西方文论中的有些东西，与中国古代文论是相通的。因此，作者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整合。如全书以“文化模式”论为参照，强调文化与文学的同构运动，而其基础则是传统文论的正变论。又如其情感结构中介说，虽然参照了西方的发生认识论，但立足点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心物感应论。诚如赵昌平先生序中所言：“他那看似西化意味甚浓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在骨子里却体现了希望建构起中国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艰苦努力并自始至终贯穿着民族的文学思辨的红线。”作者尝言：“研究古人，往往需用双视角，一则以今日之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一则依当日之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前者即‘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之谓也；后者即对古人‘了解之同情’，二者不可偏废。”既能以今日之眼光审视之，又能以“了解之同情”体味之，先生治学焉能不常想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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