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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出版

2005-12-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本报讯 历经200余年战火洗礼和时代变迁,仍以原架、原函、原书仅存于世,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之文津阁本,日前经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终于得以化身百千,嘉惠中外。中华民族稀世瑰宝永久无虞,百年商务世纪梦圆。

《四库全书》1772年(乾隆三十

七年)开始编纂,先后抄成七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后又于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底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全套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按学科分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录图书3500多种,79000多卷,36000多册,荟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历代主要典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在随后的200多年中,历经战乱,屡遭噩运。文澜阁本几近毁损,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先后毁于兵火,翰林院的《四库全书》底本也多被毁坏。仅文津阁、文渊阁和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留了下来,其中又以文津阁《四库全书》保存最为完整。1949年,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运往台湾,留存内地的文津阁、文溯阁《四库全书》分别由国家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

对已有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此次又影印出版文津阁本之必要,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做了阐述。他说,主要是从文津阁本的特点和价值来考虑的。

首先,文津阁本是现存四部《四库全书》中唯一没有损坏、遗失,迄今为止原架、原函、原书珍藏的一部。据史料记载,文渊阁本曾有散失,所补底本即文津阁,文澜阁本补抄,所据文津阁本达几百种。文溯阁本亦有缺失,但所补之据为文渊阁本。至于其他几阁的顺序、函套均已失真,自不待言。因此,文津阁本作为唯一保存四库全书原貌、原态、原制之作,其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其次,文津阁本是北四阁中最后抄成的一部,准确地说是最后编成的一部。文渊阁作为《四库全书》首部告成之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即已成书入阁收藏。而文津阁本,册后大多钤印有“太上皇帝之宝”,其真正补校、定稿、完成的时间是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退位之后、嘉庆三年(1798年)乾隆去世前,比文渊阁本晚了不少时间。过去一般认为文津阁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显然只是开始成书但并未完成。文津阁成书如此之晚,后出转精是一般常识,更主要的是,乾隆曾命总纂官纪晓岚再校、三校,这是其他诸阁本所没有的。现在翻检文津阁原书,大都有“臣纪昀覆勘”的浮签。细检原书,抽换页码,增减字数,比比皆是,至于整册、整函更换则不易鉴别,不好断言。因此,从编纂的时间长度和纪晓岚再投入近二十年三次覆校来看,有理由相信,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编纂质量应胜于其他阁本,其学术文献价值自然更大。

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主持下,经十余年对文渊阁本与文津阁本进行的比勘研究,加之这次影印编辑出版时的初步探究,已表明,文渊、文津两阁,实际上同名而异质。文津阁并不是文渊阁的重抄,书目相同而所据底本相异尤为明显。即使是同一渊源之《永乐大典》辑本,也差异颇大。为什么?看来是编纂者们在文渊阁成书后又反复地重核了《永乐大典》,因而补辑、修正了不少,因此文津阁所辑《永乐大典》本往往多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价值远不止完善《永乐大典》辑本这一项,其他如采择底本不同或新纂史籍的充实完善,也比比皆是。因此,从版本学上讲,文津阁本是可确立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版别,其他阁本不可以替代之。

宋木文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首次清点文津阁《四库全书》时,就曾发现文津阁本的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的巨大差异,并建议独立印行。今天,仔细比勘,不仅证明了陈垣先生的发现,而且文津阁本的书前提要与文渊阁本、文溯阁本的书前提要也有较大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书前提要与正文也往往不符,从阁本前提要具体标明的抄校时间及提要与正文字体比对来看,初步结论是,书前提要较早,总目提要次之,正文抄校最晚。最典型的例子是文津阁本所收《八旗通志》有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内容,而总目提要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就刊行了。这都为四库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宋木文说,除学术价值外,对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更应该重视。《四库全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决不可以因此而漠视甚至否定它的价值。作为全面梳理、集合康、雍、乾以前历史文化的巨制,她所代表和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四库全书》,并以积极的态度去开发、利用这一学术渊薮、文化国宝。

向以开启民智,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商务印书馆,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因缘起于20世纪初。1917年1月7日,商务先贤张元济将一纸商借京师图书馆馆藏《四库全书》影印的申请,直呈北洋政府教育部。自此至新中国成立前,商务虽曾四次擘画,但由于诸多原因均与国宝失之交臂。一人一机构影印出版四库的努力之艰辛,张元济先生的感慨是真实写照:“《四库》事层层难关,真如唐三藏之取经,此时又遇高太公,真不得了。帮忙者只有行者一人,未免大苦。但不知何日方能行至雷音寺也。”今天,情况已有天壤之别。为文津阁本影印出版,财政部下拨了专项资金,国家图书馆提供了多方便利,不少学界泰斗和出版界专家建言献策。商务总编辑杨德炎感慨 时至今日,我们印行文津阁《四库全书》,重走前辈走过的取经路,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是时代之幸,也是商务之幸。

此次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全部采用精密数码照相制版,在国内大型出版项目中尚属首次,从而为《四库全书》数字化产品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影印出版实现了多版本、多主题、多样式的按需印刷。以目前的制作能力,接到定单后10天之内,可印装完成全套的《四库全书》。出版方表示,将在时机成熟时,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开发出不同系列、不同规模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产品,以更广泛地推广中华优秀文化。据悉,目前商务版《四库》已订出去100余套,购买者主要是各地图书馆、机关、社会团体,其中也不乏海外读者和内地的个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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