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对于效率的追求，正以加速度膨胀着单位时间的空间容量。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取舍标准，公正地把每一桩事件压缩成一句话，并按编年体将之记入史册，那么我相信，在这部“一句话简史”中，“2005”的体积要至少十倍于“1005”。当然膨胀还不仅仅是因为节奏的加快，时间的积累也是一个因素，你看，2005年首
在这一年，“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空前的强调；600年前郑和率领那支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强大却不称霸的九万里泛海之旅，在当下中国“和平发展”语境中所能够提供的恰如其分的历史参照作用，也被突出。
在这一年，全世界的人都在见证一个童话的产生，那个编织童话的安徒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
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和萨特贡献给世界的思想，已经和将要穿越一个世纪，他们有足够的资格领受后人的追思。
在这一年，中国电影也在百龄寿辰收获了诸多荣誉：2月顾长卫执导的影片《孔雀》获第5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5月王小帅执导的影片《青红》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9月，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欧洲艺术奖颁给了中国影片《红颜》；10月，第18届东京电影节，杨亚洲执导的影片《泥鳅也是鱼》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马俪文执导、84岁的金雅琴主演的《我们俩》获最佳女演员奖。
在这一年，出版社显然不愿意错过重要的历史当口，他们卯足了劲要在盛宴上端出一道道大餐，于是同一主题不同题材的各种出版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则归热闹矣，市场上的赢家却不见得有几家。
是的，这一年的书市没有带给我们多少惊喜。无论是5月份的天津全国书市，还是刚刚结束的本报“年度百本好书”漫长的推选，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在不断地交换着这一共识。《哈6》的畅销是预定了的，《兄弟》的蹿红倒有些讨巧：就好比排队吃自助餐，端着盘子一步一步往前蹭却边走边摇头――找不到想吃的，不过菜案尾端的迫近自然会压制挑剔度――再不盛就没得吃了。于是8月《兄弟》上部的上市释放了读者压抑了半年多（或者更久）的消费热情，当然期间媒体异乎寻常的宣传也是推动力之一。余华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没有做到足够好，所以他这柄十年磨成的“剑”，在斩获了可观的销售码洋的同时，也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不知道余华更看重前者还是后者。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出版工程：《话说中国》和“重述神话”。《话说中国》尝试完全用故事来讲述中国五千年恢宏历史，这一尝试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套耗时8年、分册十六卷、定价逾千元的鸿篇巨制，非但没有令人望而却步，反而创造了不小的畅销传奇。而为了保证能容纳足够多的信息量，丛书挑战了中国图书排版方式的现有高度。“重述神话”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最先发起，迅速以其跨国合作的浩大模式，成为全球出版界年度关注焦点，项目中方操刀人由石涛担纲，苏童则以百万版税入选成为首位中国作家。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伪书”抢演了很重的戏份，先是1月19日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北京锡恩企业咨询顾问公司发布“2004管理类假书龙虎榜”，因为有央视等强势媒体参与报道，直接导致“伪书”成为社会性的关注焦点。紧接着2月24日，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等单位联合召开“坚决制止虚假图书，营造诚信出版环境”座谈会，明确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伪书”。此次座谈会还给出“伪书”一个准确的定义――“含有虚假宣传信息图书”。5月，新闻出版总署向社会公布了首批包括《没有任何借口》、《最伟大的管理思想》等19种含有虚假宣传信息的图书名单，并要求各类图书发行机构，包括网络书店，立即停止销售。这个月的月底，3万多册伪书在北京郊区一家造纸厂被推进化浆池销毁，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和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派出相关人员到现场对整个销毁过程进行了监督。
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又一个关于图书质量的话题引起关注，“2005年全国少年儿童图书质量专项检查”结果显示，在抽查的30个省市区和中央部委的185家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的少儿图书721册中，合格的图书有635册，总体合格率为88．1％。新闻出版总署并向社会公布了86种不合格少儿图书的名单。在7月底，第二批49种“伪书”名单被公布，品种仍以经管、励志为主。8月15日，又有5万6千多册“伪书”被集中销毁。
在这一年的上半年，有两个人物因为拒绝领受“本职工作”而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而在下半年，又有一位人物因为搞“非本职工作”而遭受非议。
3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条“旧闻”――“陈丹青请辞”，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了话题狂潮。陈丹青对于“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表示“不能认同”和“不适应及不愿适应”。两周后，《南方周末》刊出《一格一格降人才――陈丹青谈艺术教育和教育》一文，在这篇显见是受访者以笔作答（表明其慎重）的访谈录中，陈丹青对“学术行政化、大学国有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描述了辞呈递交后清华校方“约谈挽留”的情状，以及自己有条件的“续签两年”的结果（并委婉地指出：中青的报道“略去‘续签’一节”），使公众得以了解整桩事件的前因以及后果。
6月23日，学术批评网发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批评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削弱了专业偏向，导致“研究生中太多考试型而非研究型人才”，遂决定以暂停招收硕士生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同前者一样，此事件迅速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引发讨论。“贺卫方罢召”不仅在形式上完成了对“陈丹青请辞”的呼应和延续，而且使讨论的话题范围扩大化，在回应署名“苏梦枕”的网友提出的“一边通过罢招表达不满、一边享受着大学教授所能享受到的尊重和待遇”是违反契约关系的指责时，贺卫方回答称：“大学教授与大学之间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契约关系”，“大学教授不是大学的雇员，而是大学的主人。”
两件事情很快就沉寂下来。
因为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作家刘心武引发了一场关于红学的论战，进入11月份，这场论战达到高潮。先是他被当成“外行人说外行话”被多名出身正统的红学家猛轰，紧接着红学家们又被冠以“学术垄断”、“压制新说”之名成了公众的靶子。论战的结果是，刘心武的“秦学”作品大卖特卖，一贯操弄“显学”的红学界则进一步被孤立。
下半年还有一位文化人物引来媒体竞相追逐，此人便是李敖。与其说现在的李敖是一名学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文化明星”，这位早年不停地写、近年不停地说的人物，无论到哪里，都不可能是“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因此他9月19日－30日的“神州文化之旅”，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媒体盛宴。年届七十的李敖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吾往矣”的劲头，是很值得探究的，他说：“大家要务实面对今天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的前途。”
与纷扰的热闹相比，多位优秀翻译家的去世为这个年份增添了一抹沉重。2月23日，曾任《读书》杂志副主编的冯亦代因病在京逝世，4月26日，戏剧理论家、翻译家葛一虹病逝。到了9、10月份，相继又有3位翻译家离开我们，分别是：“垮掉一代”研究专家文楚安（9月23日），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梅兰芳先生之子梅绍武（9月28日），以及著名意大利语言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吕同六（10月28日）。其中，文楚安享年仅64岁，吕同六也只有67岁。就在今年，前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同我们报纸策划了“开放的翻译家人物谱”专栏，介绍改革开放以后“通过译作，积极介绍当代世界文坛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文艺流派和文学现象”到国内的一代翻译家，对于他们，李景端给出的“拓宽人们视野，促进思想解放，推动文艺繁荣”的评价是中肯和准确的。遗憾的是，他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离我们而去。
其实本年度离开我们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比如，历史学家张政?（1月29日），社会学家费孝通（4月24日），书法大师刘炳森（2月15日）、启功（6月30日），物理学家黄昆（7月6日），经济学家薛暮桥（7月22日），作家陆文夫（7月9日）、刘白羽（8月24日）、巴金（10月17日）等等。尽管他们的离去同样令人感伤，但是近年来，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屡受指责的现实情况，使老一代翻译家的集中辞世，愈发刺目。
就在为专栏奔忙的过程中，我的同事丁扬去到傅惟慈家，这位翻译了格雷厄姆・格林和毛姆多部作品的翻译家对他说：“你们是在做一件好事啊，是在做一项抢救工程。你看你们做一个就要去世一个”（大意）。当丁扬向我转述这句话时，一种巨大的震撼瞬间袭来，当时距离梅绍武先生去世不过一周。就是本文写作两周前，因为要做年度“逝者”专刊，在查实文楚安的出生日期时，我联系了他的家人，文教授的儿媳提及，文教授生前一直订有我们报纸，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老人去世后，她们家人还想继续订阅，“可是去晚了，邮局订不到了。”不知为什么，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我同原本陌生的那位逝者的距离，也让我心里多了别一样的感慨，可惜再也不能接触到文教授了。
今年的媒体圈子也有一些波澜起现，北方的《球报》和南方的《南方体育》分别在8月1日和30日宣布停刊值得一记，它们曾经同广州的《足球》以及长沙的《体坛周报》开创了中国足球报纸“四国大战”的盛况。国家队在2002年一“抽”出线，就好比是给憋了几十年的气球戳开一个口子，等那虚热“三光”（零胜绩、零进球、零积分）过后，中国球迷的热情彻底泄尽。短短3年时间，急速萎缩的球市已经不能提供足够多的面包给大家分享了。相较于《球报》17年的旅程，《南方体育》区区1992天的寿命更像是个早夭的幼儿，这张旗帜鲜明地喊出“体育娱乐化”口号的性格报纸，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践自己的理想，就带着同等著名的高差错率与可读性，封存进历史。
几拨媒体人的集体出走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动静，《经济观察报》和《南风窗》是声名最大的两家被弃者，许知远则是所有出走者中的明星。这个生于1976年的许多人眼里的天才，一度以知识渊博、思想深邃和洞见犀利而被尊为“70后”的代言人。许知远伴随着迅速崛起的《经济观察报》声名鹊起，曾经每期必见于那张橙色报纸头版的篇幅可观的评论文章，让很多人惊讶于这个身形瘦削的年轻人旺盛的创作力和表达欲。很显然，他的写作是建立在海量的阅读基础上的，文中连篇累牍的引文与一连串的国外名人，以及那过于宏大、过于缥缈和高蹈的文风也使他屡屡为人诟病。在离开《经观》以后，这个年轻人先是去圆明园开了家“单向街”书店（这会让几乎所有的读书人所羡慕，我以为），年底又跟一帮同道（其中就有比他更年轻的、前《新周刊》创意总监令狐磊）在上海创办了定价高达50块钱的《生活》杂志，据他们讲，这本杂志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诚实地面对生活，重新发现并重新描述真实的生活。”祝他们好运。
“超级女声”是本年度一桩重大事件，这场席卷全国的盛大狂欢成就了一系列传奇，对于它，不能用简单的褒扬或贬抑的笔调来记录。有学者在“世纪中国”网站和一部分纸媒将之演变成一场关乎“民主”的论战，但是我想，那些生于1980、1990年代的孩子――这幕狂欢的真正主演，也许未必肯领情充当理论家们所谓的“民主试验推动者”，尽管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根本就是为了不让大奖结果又一次落入“成人们”的操纵。是的，他们近乎疯狂地拥护自己“想像”中的偶像，并且义无反顾地同种种“假想势力”展开斗争。与其说这拨年少的孩子自觉生发出对于“民主”的向往，倒不如将之归结为青春期天性的叛逆。
“超女”排定三甲的总决赛本应成为全幕的最高潮，却因为单调的程序设计敷衍了众多期待，当最后的悬念以没有悬念的结局草草收场时，即便是大获全胜的“玉米”，也开始变得耿耿于怀。
主办“超女”的湖南卫视正在以最有可能接近专业的娱乐精神打造中国第一娱乐频道，当“呼啦啦呼啦拉”的《大长今》之风刮遍大街小巷之时，他们离这一目标又近了一步。
我感兴趣的是孩子们迸发出来的巨大的热情，其实每一代人在自己的青春期都有这种能量吧，只不过它们或者苦于找不到释放的出口，或者干脆就被错误地释放。中青社今年3月份推出的《红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被很多已步入中年的读者捧回家中，因为那里有关于他们青春期（文革时期）的琐细情节。他们之后的“70后”呢？“70后”最早接触了电视动画片和红白机，他们为了霸天虎格格巫和可爱的蓝精灵同家长斗智斗勇，而制作粗糙的《黑猫警长》和《葫芦兄弟》也能让他们百看不厌。年龄稍长，他们开始接触王朔，等到互联网开始普及，《大话西游》终于在他们手中演变成“解构”主义。
每一代人都这么走过来，社会没有停止进步。
新生代在这一年大张旗鼓地欢呼雀跃，“文化保守主义”也在这一年延续，很有一部分人愿意把两者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大学宣布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院，肩负着“重振国学”重任的首期国学班在争议声中于9月开始招生，北大的“乾元国学教室”也在11月19日开课，高达24000元的年学费，显然不是普及的路数。另外蒋庆除了不遗余力地推动他的“读经”运动，还声称要为“儒教”的有形无形遗产申请专利……这真是纷繁热闹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