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1日～12日，“第四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在北京昌平召开。与会者回顾了2002年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以来，科学文化的讨论在若干层面上的演变，并对近年来一些重大的公众科学事件进行了讨论。
一、科学主义问题
《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发表于2002年12月25日本报，以下简称“《宣言》”）发表之后，在相关学术领域和大众话语中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并引发了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争论。经过几年的理论探索和思想传播，国内各界对于科学主义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今年年初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之后，科学主义观念的危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也更加为人们所了解。《宣言》对科学主义定义如下：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在自然观上，采取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联系世界的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持一种社会发展观，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而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发展得到解决；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主张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
我们在《宣言》中还强调：“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很多反对科学主义的人都曾持有过一定程度的科学主义观念，甚至，在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上，仍会不自觉地采取某种程度的科学主义立场。”这个强调表明，我们反思科学主义，批判科学主义，首先是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的批判。这种反思和批判本身是建设性的，是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于科学主义若干辩护的简要回应
《宣言》发表之后，对科学主义的反思遭到了某些人的激烈批评。反对的观点大致有如下几种：
1，中国的科学还很不发达，现在反思科学主义为时过早，不利于科学的发展。
2，科学主义是一个虚设的靶子，并没有人持有《宣言》所定义那种观点。
3，所谓的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对科学技术应用不当造成的，这不是科学的错，是人的错，所以不能以此来否定科学的价值。
4，科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科学事业应当自主发展，科学家可以自由从事任何科学研究，其他人无权干涉。
5，科学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武器，除了依赖科学，我们还能依赖什么？
对于1，我们在《宣言》中已经阐明，科学主义者并不代表科学，至少不代表最新的科学。真正妨碍科学发展的不是对科学主义的反思，而恰恰是科学主义。在美国的曹聪先生在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指出，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2，中国科协主持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证据。对于“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分别达到了20.3%和18.5%，而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2%。这意味着，人群中有38％的人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却又对科学如此信赖，正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表现。
对于3：可以从两个角度回应。第一，既然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科学的过错，是人的过错；那么同样，科学技术的正面应用也不是科学之功，而是人的功劳。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歌颂科学和科学家为人类造福，而不是歌颂作出了正确应用决策的人，比如政治家？这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第二，这种反驳通过把科学和技术，把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进行剥离，给出了一个纯洁无暇的科学。而这种剥离，永远都是可以操作的。最终会导致循环定义：所谓科学的，就是还没有产生负面效应的；而产生了负面效应的，就不是科学的。这种剥离法的原则正是“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对于4，我们认为，不存在脱离语境的绝对价值。科学的价值必须在社会、文化之中得到体现。默顿曾说：“他们（科学家）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并认为科学是一种自身有效的事业，它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不是社会的一部分。需要给科学自主性当头一击，以便使这种自信的孤立主义态度转变为现实地参与革命性的文化冲突之中。”（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62页）科学技术工作者从事研究，必须不违背基本的底线伦理。无视伦理约束从事的研究，既对当下社会现实无益，也未必对未来有益。
第5个问题可以追溯到萨根。萨根曾说：“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第二章）不妨称之为萨根命题。萨根命题在表述上退了一步，不称科学万能，也不称科学是绝对真理。但是仍然包含着强硬的科学主义内核。在知识论的层面上，它虽然没有宣称科学现在已经是绝对真理，但是作为最好的工具，科学正在逼近真理。所以很多人常说，你们不能只考虑现在的科学，要想到科学在发展，未来的科学将会怎样怎样。因而实际上，这种表述是在用一种假想中的未来的万能科学来考虑今天的现实问题，而这是不可能的。在操作层面上，科学既然是最好的工具，所以是最高的判断标准，与科学万能、科学全能并无差别。
我们认为，科学不是判断一个事物合理性的最高原则和最高依据。世界是丰富的，人性是丰富的。还有更多的可供判断的依据。比如：历史依据、经验依据、伦理依据，乃至美学依据。人类社会只有在各种利益的协商中才能达到和谐，人类的各种思想和观念也要在协商中达到和谐。
三、对于科学主义的深入思考
与会者讨论了科学主义更深层的观念基础，认为有这样两个主要成分：一，本质主义。二，对于单向进化的盲目信念。
本质主义是指，相信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类文化的某种客观的本质，并相信科学能够掌握这种本质，乃至于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这种本质蔓延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社会形态。进而相信在所有方面都存在一个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冥冥中的尺度（简称为冥尺）。比如相信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人类个体的每一种思想观念，都在冥尺上标定着位置。这种冥尺逻辑代表着一种单向的直线的进化观。
但是，我们认为，不存在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绝对的本质或尺度。退一步说，我们可以假设这种本质存在，但是任何宣称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的人，都无法证明，他们所掌握的就是这种本质。当然，他们可以宣称，他们正在逼近这种本质，他们将会掌握这种本质。对此，我们认为：一，未来无限，故这种宣称不可证伪，所以恰恰是非科学的。所以，二，这只表达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可以理解为一种宏伟的理想，但也可以理解为一句大话，甚至是一句谎言。
人是有限的。人类只能掌握相对的尺度。这种相对的尺度与文化、民族、地域相关。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其实也只是无数地方性知识中的一种（尽管它特别强势）。具体采用哪一种尺度，需要协商，需要对话，而不能凭借基于某种盲目信念的话语霸权直接宣判。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通过了《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宣言》，在其解释性说明中明确强调：“现代科学不是唯一的知识，应当在这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体系和途经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在联合国这份《宣言》的解释性说明中还谈到了各民族的传统，指出：“这些知识体系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们不仅蕴藏着现代科学迄今为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会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的其他关系以及获取与创造知识的其他方式之反映。”文化相对主义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这是对历史文化的承认和尊重。
四、敬畏自然：环境问题、动物福利和权利问题、自然权利问题
与会者认为，今年年初发生的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具体化、大众化了。《宣言》中对于科学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表述，在这场争论中有了充分的表现。
与会者认为，敬畏自然是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必须持有的一种态度。人是有限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在任何具体的时刻，我们都不能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自然的全部规律。大量的科学的负面效应表明：科学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行为注定是对人类有益的，也不能保证科学曾经造成的负面效应是注定可以挽回的。科学主义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本质的规律，能够依靠科学征服自然，是一种无知的狂妄。对此，恩格斯早已有过经典表述。
敬畏自然的态度首先在于承认人的有限，所以在自然面前表现出谦逊和尊敬。敬畏自然的态度也表现了人的有知。人类对自然了解的越深，就越能认识到自然本身的庞大、精巧、神秘和神圣，越能够认识到，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是多么的少，征服自然是多么的荒谬。
与会者认为，当前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极为严峻的地步。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甚至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对发展的理解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靠科学，更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门科学。来自情感的、民俗的、文化的、审美的、信仰的……等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环保的思想资源，都可以加入到环保事业中去。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是地球上不只有人类。作为自然界最强大的物种，人类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重建与其他物种的和谐关系，重建新的动物伦理和环境伦理，才有可能重新恢复与大自然的和谐。
附记：此次会议与会者如下：范岱年、韩建民、江晓原、蒋劲松、靳琼、李大光、刘兵、刘华杰、苏贤贵、田松、王洪波、肖显静、杨虚杰、尹传红（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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