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这样看电影的，“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理想的结果是存在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盲人摸象似的找到它，而不是所谓的创作。什么是最好的创作，就是保持童心，一无所有，这样才能创作出‘诚意的电影’，诚意的电影是发自内心的。”
他，叫陈凯歌。他的《无极》正在上映。
在西双版纳插队
朱军：我读了你写的《少年凯歌》，有几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去西双版纳插队的时候带了10筒家庭特大号的牙膏。真的没打算再回来吗？
陈凯歌：毛主席号召2000多万知识青年下乡，独我一个不去，没道理。另外我对西双版纳的生活其实是有幻想的，当时的说法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确实是有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青春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朱军：真正到那儿以后，现实和你的想像反差大吗？
陈凯歌：反差非常大。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是可以交相辉映的。日子太苦了，而且主要是因为年纪太小。我去的时候不到17岁，16岁多。那个时候每天得干活，不太吃得饱，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生理上的需要，就是饿。可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那段生活的时候，还是怀念。
朱军：为什么还怀念？因为那是你的好日子遗失了的地方？
陈凯歌：我特别感动。1993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看另外一个朋友拍戏，又回到了原来待过的地方。跟我一起去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西双版纳跟我在一起待过的人。我们两个约好了，你拍我、我拍你，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当我们看到香蕉林的时候，我就看他往香蕉林那儿疯跑。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哭了。
朱军：触景生情。
陈凯歌：我跟我的朋友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我的样子肯定变得很厉害。”我走进村子里的时候，看到周围的那些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一个人跟前，“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问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周围大概有三四个人同时说，说的是一句云南话，“你就是那个陈凯歌”。当时我是挺感动，我觉得这些乡亲们还记着我。他们记着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曾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堂的陈凯歌。我走到村子里的小河边，这时候我的朋友已经不哭了，我说：“什么都变了，就一件事没变。”他问什么事，我说是河水的方向。那时候每天劳动强度非常大，下了工之后，还要用砍刀在丛林中间砍出一条路来，那些枝蔓都是相互勾连的，每天的工作都有危险。而且因为是北方的孩子，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我们住的是茅草房，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们说星星模糊了，其实是因为都掉眼泪了，就是想家，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怀。虽然日子过去这么久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之所以后来能够做电影，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话想表达，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辛苦的劳作中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朱军：后来你去当兵了，是吗？
陈凯歌：我后来就当兵了。理由其实特别荒谬，部队里招体育兵而我会打篮球。有一天我正在睡午觉――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的画面，因为我是平躺的，所以角度应该是向上的、仰视的――突然间看见蚊帐被掀开了，就看见红五星和红帽徽了。我想，这儿怎么有一个军人？这个军人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愿意当兵吗？”
朱军：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
陈凯歌：我说：“您什么意思？”我就坐起来了。他又问了一遍：“愿意当兵吗？”我说我愿意，我太愿意了。他说：“那就别出声，咱们现在就走。”为什么呢？一旦通知了农场，农场就可能说我是一个人才，不能放我走。我就是这么去部队的，没有档案，也没有户口。我说：“我的箱子能不能拿，我的10筒牙膏还在里头。”这个军人说：“什么都不能拿，咱们那儿什么都有。”我一想，没错，人民军队是什么都有。就这么就去了。我当时特别忐忑，快到部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是一个小问题，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得让您知道，我得对组织上忠诚。我的父亲有政治问题。”“你爸就是地主，我们也要你，我们要人才。”我踏实了，因为我爸不是地主。我就开始了差不多将近五年的部队生活。
愧对父亲
朱军：刚才你提到了你的父亲，你还记得当时你去插队的时候，父亲到车站送你的情景吗？
陈凯歌：关于将来我要做什么，我是直接受我父母的影响。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我是……
朱军：你指的好学生是什么？是学习好，还是跟当时的社会状态吻合得比较好？
陈凯歌：老实。
朱军：当时一说这个孩子好，就是老实。
陈凯歌：学习肯定是好的。因为我是北京四中的学生，而且考入四中的分数很高，所以那个时候不免有优越感，不免很骄傲。突然就文革了，一下子觉得父亲有点问题，精神上也承受不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继续认同我是一个好学生。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因为家庭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不能参加红卫兵，不能在风口浪尖，咱没这个资格。当造反派说父亲有问题的时候，还要我配合，揭发我的父亲。我只有14岁，能揭发他什么呢？什么能揭发呢？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在这个过程中间，严格地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对父亲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我一直非常内疚。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我的错，我那个时候太小，而且有政治压力。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是我自己的错。这个节目一播出去，全国的观众都会知道陈凯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对我来说的确是生离死别，是我几乎无法面对的一个事实。
朱军：你要去奔赴广阔天地的时候，你和父亲和解了吗？
陈凯歌：那个时候我对父亲很不礼貌。我也没有跟父亲真正面对面地交流过，我甚至觉得他一定不会原谅我。到火车站的时候，我们说了几句很平常的话。我说：“您照顾我妈妈。”他说：“你自己去了要好好保重，路太远。”我就上车了，一切都很正常。车门一关，火车一动，我正跟朋友们说话，回头一看，发现我父亲沿着铁轨在跑。在这一瞬间，我明白我错了。我相信他没看见我在看他。到了云南以后，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请求他原谅我。父亲的回信其实非常简短，只是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朱军：听说那一次也是你头一次看到父亲掉下了眼泪？
陈凯歌：是。
朱军：当时你的父亲也希望你成就一番导演事业吗？
陈凯歌：其实他没想过，他觉得做电影导演实在太辛苦了。体力上的透支不说，精神上会有很多折磨，有时候是自己对自己的折磨，因为你想成功。他当时在外地，我给他写信说想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但是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成与不成我都要试一试。我父亲回了一封信：“你就记着一句话，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放弃。”所以当我真有艰难困苦的时候，总是想起他说的“不能放弃”。
诚意电影和商业电影
朱军：我这里有一位网友提出的问题。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电影是对大多数商业电影的一种嘲笑。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陈凯歌：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我至多是引用过这句话，而且那一定是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现在肯定比那个时候要圆滑点了。其实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一直感觉世界上只有两类电影，一类叫好电影，一类叫不好的电影。我们想做好电影，好电影又叫“诚意电影”，我们所拍摄的《黄土地》就是“诚意电影”。什么是最好的创作？我说就是保持童心，别无其他。别记着得过什么奖、成过什么名，只有能够永远保持普通人的状态，才能继续往前走。所以，上面所说的艺术电影大概也可以说成是“诚意电影”，诚意电影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我个人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做的诚意电影在数量上非常有限，至多一两部。
朱军：你今年已经49岁了，以后几十年你的方向是什么？
陈凯歌：陈凯歌会不会拍一个非常商业的电影？我觉得我会。大家可能很惊讶。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继续吸引中国观众注意力的电影体制。所以，我以后的创作确实希望朝这个方向走。这话抽象：拍出更多更好的观众喜爱的电影，这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呢？我就是要拍摄出能够给观众提供激动人心的内容的电影，使大家说“这个电影我得看”，“这个电影给了我不同的东西”。而且我一再地说，培育成熟的商业市场的问题，因为我基本上认为中国电影在今天整个的发展还不能够看成是一个工业。这个“工业”的意思就是它可以真正生产出很多吸引人的作品。很多年轻朋友说，我们希望表达，我们希望做艺术家，这很好，当然我很理解。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一个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看，需要成熟的好的商业电影导演，而且我有一个感觉，这样的导演可能会从广告行业里边冒出来。
朱军：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片盒。你猜猜里面是什么？
陈凯歌：钱。
朱军：你觉得钱对你重要吗？
陈凯歌：钱当然重要了。认识到钱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重要性，是我们的一个进步，一定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说除了钱还要有点别的，一定是这样的。
朱军：这里到底是什么？
陈凯歌：我想一定不是钱。很重的。
朱军：分量很重，真是很重。你掂量一下。
陈凯歌：那就是人心了。
朱军：陈导说是人心。可以说是人心，是每一位喜爱中国电影，或者说喜爱你的电影的观众的心。我们还是打开吧，不要卖关子了。这是一个从陕西延安尹家沟寄来的特快专递，是新华书店的一位朋友，在内容的一栏里写着两个字：“黄土。”
陈凯歌：我非常感动，真的非常感动。
（本文摘自《艺术人生――超越平凡的人生艺术》，王峥主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