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术著作出版困境的讨论虽不算集中，却旷日持久，对于新闻媒体及其读者而言早已没有任何新鲜感。但在本周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仍有一群执著的出版人、发行人、书评人、著作人以及媒体人端坐桌前，进行着一场看似无望、但却热烈的讨论。
9日上午，北京国际展览中心西侧的皇家大饭店董事会议厅，在
会上，一直致力于学术图书建设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做了主题发言。他说：“学术图书是小众产品，但不仅仅是小众产品，是一个小众可以和大众结合起来的产品。”而郑也夫则认为：“有的学术书不可能是大众，中众也做不到。”编了几年《北大、清华、人大优秀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的郑也夫对此深有感触。据他推算，全国大约有15000到20000个社会学专业学生，于是他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找名单，糊信封、发信，E mail地址也找来了，“没人干，我就自己干。”可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在北京做了一下，四五个学校“忽悠”出200本，才发现一定要有样书，而且要一个宿舍走一遍。“这种学术书，也就是五百到三千，弄不好五百，弄好了三千，哪有大众的事啊？”
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说，现在出版社两极分化严重，很多原来能出一些学术书的出版社不出了，全国数百家出版社中，在学术著作出版上最具竞争力的实际上就是十七八家，而且竞争得非常激烈。
近年来在学术出版领域异军突起、口碑颇佳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何林夏在主题发言中把他们的千辛万苦归结为三句话，即：做一点传世的东西，做一点有成长空间的东西，做一点自己熟悉的东西。
朱杰人说，出版社做学术书主要有三类原因，一是出版社领导者的兴趣，二是任务的需要，三是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自己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第三类成分更多一点。”对此，新星出版社副社长止庵认为，我们现在的学术图书运作，不是纯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混合的状态。“刚才朱社长说的三点，任务不是市场经济，领导者的兴趣不是市场经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是市场经济，可是出版社还要这样做，作为一个读者我很感动。”但是，在谈到领导者凭兴趣做书时，止庵认为，这样可能会因为对某一方面感兴趣而忽略另一个方面。
止庵认为，学术著作本身要有一个好的定义。“什么是学术著作？我们这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学术著作也有档次高低、轻重缓急之分，也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有的是经典，有的不是经典。”止庵曾经参加过一个出版社的选题论证会，他对出版社的编辑说，这些选题行不行，看你们打算出多少种书。如果出10种，不在其列；如果出100种，有的在其列；如果出1000种，都在其列。
现在的学术图书的出版，基本上是各个出版社各自为战。针对这种情况，止庵说：“我有个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咨询机构，对现在出版的东西清点一下，看看什么出过了，什么没出，什么应该出，什么不应该出，古代还有什么人没出过，外国还有什么人没出过。媒体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比如开个专栏。”现在的出版，有重复，也有遗漏。止庵笑言，有人听说出了张岱年全集特别兴奋，以为是张岱全集，就跑去看，结果不是。“张岱年全集应该出，张岱全集也应该出。”止庵以此来概括拾遗补阙的重要性。
研讨会上，大家对学术图书出版的前景普遍表示担忧。一年一度的全国规模的图书订货会正在身边大张旗鼓地开着，但买卖兴隆的也许永远不会是学术图书。“我们应该怎么办？”本次研讨会热心的促成者、《博览群书》副主编陈品高会上会下始终在耐心地为这个话题穿针引线，也许暂时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以替代这种锲而不舍的坚持、锲而不舍的呼吁和锲而不舍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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