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一个概念。我这里强调的，更是其在世界思想史进程中的概念意义。我在此处将德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史范畴，来考察其思想传播的轨迹。
先是俄国，由于靠德国很近，俄罗斯的知识精英不但将留学德国视作学习西方的重要途径，而且乐于以德为师，在别林斯基的心目中，德国的思想史意义或许远大于作为“
再是美国，19世纪后半期超越万人的留学德国，成为世界留学史与文化交流史上最为壮观的景象。请注意，“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这一以德为师的选择，成为了国际教育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也使得美国后来发生了学术革命，并在19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与科研中心（参见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
再是日本，“脱亚入欧”，既表现出日本人走向现代的勇气与决心，也意味着日本人必然要抛弃昔日的中国老师，而选择崭新的西方楷模。虽然，有论者认为日本是“学德国步入歧途”，但日本人态度很认真，“逃脱被征服的命运”也是上下之共识，1862年福泽谕吉就设想“建立像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国家”，到后来经过明治制度创建者们的努力，真的在日本建立了以德国为楷模的政治军事制度，最终“把日本也造就成像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当山县有朋创建帝国‘皇军’的时候，伊藤博文负责制定宪法，他的幕僚班子和山县有朋一样挤满了归国的留德学生和德国顾问。”（参见钱乘旦《论明治维新的失误》）
如此看来，也难怪作为一代思想史家的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以英德两国的思想消长来描述近代世界思想史的路径：“200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1870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60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20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判断，将1640-1930年代300年间的世界思想史传播历程，明显地以1870年为界分为两大时期，即英国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和德国思想为主导的时期。如果结合政治史的视角来看，确实同样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1649年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宪政，1871年德国经由“铁血战争”完成统一，思想的传播与政治的强盛是互为一体的。
就德国思想传播的世界轨迹来看。俄国知识精英拔得头筹。而美国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应该说，当斯塔尔夫人发表《论德国》并轰动西方时，美国的反应是极为迅捷而灵敏的，他们不但在思想上重视，更由其民族性格而决定了在极为广泛的程度上变成了社会实践。日本人虽然想“脱亚入欧”，但无疑是后来者，但在亚洲各国之中，它又毫无疑问是“先进者”，其君国政府与知识精英的迅速合流并形成合力，从而在留德与以德为师方面达成极大共识，并作用于实践层面。应该说，将德国思想借为资源，在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如果这条传播的轨道链仍然继续延伸的话，那就该看看中国了。前贤对西学的认识、接受和拿来过程，是否需要进行严厉的省思与拷问？且不说泛泛的西学概念，就以德国思想的东渐来说，我以为就值得细加追问。从早期政治精英由于现实考量而开始重视德国起，到改良派开始将德国援为资源，再到留日学人以东邻为中介输入德国思想文化，然后是留德学人亲临其境，从对象国自身挖掘资源、考察经验、提取精华，但他们的做法更多取决于个体的行为，而没有上升到整体的共识，所以其资源引进成就也就相当有限，创造意义更无法居于主流。在我看来，进入19世纪后期，“德国资源”已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共同的精神与思想财富。
之所以“俯视拷问”，其目的则在于自身与当下。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无论是“经济繁荣”，还是“和平发展”，德国的思想资源，都值得细加挖掘，如果善于选择、敢于创造，那么这一独特的外来资源，也不能说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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