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萧乾的足迹遍及除非洲莽丛之外的大地。1946年至1948年，他还两度以记者身份访问刚刚光复的台湾，在那里睡过榻榻米，吃过生鱼、寿司。回内地之后，他写成了特写《冷眼看台湾》，刊登在1947年1月6日至7日的《大公报》。1980年3月，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讲“台湾文学”，大声疾呼加强对台湾文学的研究，
1991年7月，我利用探亲和访学之机，撰写了一本散文集《一个大陆人看台湾》，向当时还不能跨海赴台的朋友介绍我所见、所感、所思的宝岛。萧老欣然为这本稚拙的读物写序。他希望今后两岸在文化交往中，首先要摘下有色眼镜，掏出同胞心。只有坦诚的拥抱，才能达到感情的交融和深切的理解。萧老还夸奖我“语态爽朗，胸怀坦荡，是位很容易接近也使人愿意接近的朋友”。对于这种评价，我在感到愧疚的同时，更深感知遇之恩。
新时期以来萧老在台湾出版的著作至少有11种，比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人生采访》，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六卷本的《萧乾选集》。在这个过程中，我曾为协调版权书宜尽过绵薄之力。萧老在台湾文坛有许多朋友，如痖弦、龙应台、林海音、尹雪曼、周锦，更有众多热爱他作品的读者。这些读者到北京旅游时，常常提出想会见萧老的强烈愿望，并希望我担任联络员和向导。萧老当时有多种严重的慢性病，又正跟他的“索尔维格”――夫人文洁若合译乔伊斯的巨著《尤利西斯》，想以跑步的姿态、冲刺的速度跑完人生最后一圈。但当我向他转达台湾朋友的请求时，他都是爽快地答应，热情地接待。我至今常常忆起复兴门外萧老那间书房兼接待室，室内陈设简朴，墙上挂着叶浅予、黄苗子、吴祖光、新凤霞等名人的字画，桌上堆满了书籍，文稿，最特别的是四周放着很多小纸盒，里面摆着信件、通讯簿、文稿。其中有一个盒子，上面写着“七・六”二字，据说放着他的未完稿《七情六欲》。每年圣诞节前后，各种各样的贺卡就会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其中有很多问候和祝福正是来自海峡彼岸。为了烘托节日气氛，也为了不辜负朋友们的好意，萧老在室内拉起了一道道长线，把这些贺卡一一悬挂出来。狭小的房间顿时像拉起了道道蛛网，目光炯炯的萧老坐在其中，仿佛在不断地编织着文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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