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眼中的鲁迅

2006-01-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2006年是鲁迅诞辰125周年和逝世70周年，也正是在100年前的初春，青年鲁迅带着背面题有“惜别”二字的藤野先生的照片离开仙台回到东京，投身文学事业。

周树人送别会

（1906年，后排左上为鲁迅）

春花――温暖的鲁迅VS坚硬的鲁迅从孙伏园的一个耳光说起■图丁;


《孙氏兄弟谈鲁迅》/孙伏园、孙福熙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22元	“断发照”，弘文学院时期的鲁迅

我看书有个坏毛病，总是关注那些与所谓“意义”无涉的，直白一点说即没用的东西。对于《孙氏兄弟谈鲁迅》一书，也是如此。实事求是地说，孙伏园的《〈呐喊〉谈丛》等关于鲁迅作品的背景介绍和解读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但我却是看到孙伏园为鲁迅的《我的失恋》的“抽版”而打了《晨报》代理总编辑一个耳光一事时才感觉精神为之一振的，就像自己被抽了一个耳光似的。

事情的原委早已不是秘密，而且此前也有学者专门撰文来探讨那一记耳光是否真的抽到了总编辑的脸上。我觉得打没打到脸上倒也不甚要紧，中国文人自古讲究的就是“微言大义”，对于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鲁迅先生真的令人羡慕，因为在当下社会能为作者的一篇稿子而和总编过不去的编辑真的不太好找了。从作者和编辑关系的角度来看，鲁迅先生是幸运的，在其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孙伏园的确扮演了颇为重要的角色。故此，鲁迅逝世，孙伏园深为悲痛，有感于多年来与鲁迅的编、著往来，以鲁迅著作及所主编的刊名缀为一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

看孙伏园回忆鲁迅的文章，勉强或刻意为之的东西很少，相反倒是好多地方像是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书中有一篇题为《关于鲁迅》的文章，提到了众所周知的鲁迅因女师大风潮而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免职一事，但其中有一段小插曲却不太为后人所知，说来饶有意味。鲁迅被免职后，“当时教育部的许多同事都替鲁迅抱不平，主张鲁迅先生去平政院告章士钊的。平政院汪大燮是一个弄旧学问的人，同鲁迅先生在学问上甚为交好。有一天，平政院的一位邵先生跑到鲁迅家去，谈起这事，怂恿鲁迅先生对章士钊起诉，并且说汪院长也要亲自拜访一次鲁迅先生。在汪的意思，以为章士钊是西洋留学生，一定是无父无君的；而鲁迅是一位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一定没有错处。鲁迅的被免职，一定是章士钊冤枉了他。然而鲁迅先生的家里，却实在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洋书籍，如果被汪大燮看到了，将不免影响到他对于鲁迅的印象。那时候我正去鲁迅先生家里，看见大批东西文书籍向外搬运。”读书至此，不禁哑然失笑，可以想象，那边是平政院长不久将至，这边是留着“一字须”、身体矮小的鲁迅，像蚂蚁一样里外忙碌运书的身影。这一景象与作为反封建斗士的鲁迅形象相比，真的使人感慨良多而又无法言说。

早在1911年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起，孙伏园即为鲁迅的学生，此后追随鲁迅至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所以孙伏园笔下的鲁迅才更接近于“真的人”。比如孙伏园曾几次提到鲁迅的匕首及复仇的事：桌上放着匕首，许广平等七八个青年学生在座，“微醺”的鲁迅似乎引动了少年豪气，讲述着关于匕首及复仇的故事。其实，我对鲁迅那把“两道皮纸”围成刀壳的匕首倒不甚感兴趣，而是觉得及至孙伏园进来，鲁迅说“这故事你是听过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这话时的表情神态一定有趣之极。

长期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心目中，鲁迅都是一个颇为“坚硬”的形象。虽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很多研究者都曾力图还原一个“人间鲁迅”出来，但因时过境迁，当事人几乎都已不在，“触摸历史，回到五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仅仅是一种学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伏园以及他弟弟孙福熙（他也是鲁迅的学生、朋友）的文章更显弥足珍贵，特别是其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历史的某些细节，让后人看到了鲁迅最为温暖、富有生活情趣的一面。

因为个人所好，上文拉杂引述的都是些琐碎之事，其实孙氏兄弟回忆鲁迅，特别是孙伏园作为“催生”《阿Q正传》的著名编辑，关于鲁迅生平事迹、写作背景、作品解读等方面的文章，从20年代到50年代，林林总总不下数十篇，其中许多篇章业已成为鲁迅研究的基础文献。但因历时较长，有些已几近散失，这回首次结集出版，于往者，于后人，都是一件值得欣慰而且功德无量之事。

秋霜――竹内好VS丸山升文学者鲁迅与革命人鲁迅■赵京华

在译介日本鲁迅研究的学术著述方面，2005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初春，竹内好的名著《鲁迅》得以重译并收入文集《近代的超克》中；深秋，丸山升的论集《鲁迅・革命・历史》出版。将两位著名学者同时引进中文世界，这在中国出版界大概纯属偶然，但却意外地呈现出了日本鲁迅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学术起点。如果说竹内好奠定了战后日本(1945－1975)鲁迅研究的基础，并在将鲁迅作为思想资源引入日本的历史语境方面形成了传统，那么，丸山升则在继承和挑战竹内好的同时开拓了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而有别于竹内好的日本式“文学主义”化倾向。作为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声望和地位远远高于一般的日本中国问题专家，但在鲁迅研究上其影响主要发生在战后时期。丸山升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始终关注鲁迅和革命中国，其尽可能切近中国的具体历史状况的实证方法，则形成了7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新局面而影响至今。因此，只有同时关注这两位学者的鲁迅论，才能较全面地了解日本鲁迅研究的传统和逻辑起点，并深入理解同时代前后的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北冈正子、丸尾常喜等专家学者的研究业绩。

完成于1943年战火纷飞之中寄托了自己全部生命的竹内好成名著《鲁迅》，1946年修订再版之后，给日本的中国研究领域乃至一般思想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对象，而且成了认识革命中国和批判近代日本的一个参照。而下面这样一些对鲁迅的阐释及其方法论视角，在给当时带来震撼和冲击的同时，也受到了研究界的质疑。一，鲁迅首先是一个文学者，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期获得了某种“回心”或“自觉”，使其得以成为“真正的文学者”，而后“文学者”鲁迅才孕育出“革命者”鲁迅来。竹内好便是站在“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上来做出解读的。二，竹内好承认，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其一生是有“变化”的，但不同意把瞿秋白、李长之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人到社会的发展观看作“决定性”的，而是更关心“不变”的方面，即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存在于根底上的“赎罪的心情”或者“回心之轴”促成了其“文学者之自觉”，这个“自觉”贯穿一生不曾“变化”。如果考虑到《鲁迅》一书写作于太平洋战争后期，竹内好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至极的时代，面对文学报国会和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那样将文学极端政治化而服务于殖民战争的状况，将抵抗帝国主义“政治”，坚守“文学”之孤垒的意志投射到鲁迅身上，强调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存在意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战后，针对日本知识界反思近代化历史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课题，竹内好重印此书，其鲁迅论仍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思想史的“事件”性，他是把鲁迅作为批判日本的思想资源来处理的，因此，在研究对象和本民族现实课题之间那充满张力的书写中，鲁迅获得了极强的现实性。然而，同时也难免带上一元论模式化和偏于一端的论述倾向。

在专业研究领域首先向竹内好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是丸山升。他出版于1965年的《鲁迅――其文学与革命》以绵密慎重的实证方法，分析了到1927年为止的所谓前期鲁迅，其人生经历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联。特别是通过对鲁迅直接参与并最后促成他成为“革命人”的辛亥革命过程的分析，丸山升与竹内好相反，从追溯“把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存过来的鲁迅孕育出文学者鲁迅的无限运动”的角度，得出下列结论∶“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讲，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着。换言之，鲁迅作为一个个体在面对这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这在性质上异于部分地只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当做问题的做法。”丸山升认为，鲁迅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人格原本是“革命的”，他文学中的“寂寞”与“失望”等等，“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问题始终存在于鲁迅的根底里。”显而易见，这样强调鲁迅的革命性，无疑是针对竹内好过分强调“文学者鲁迅”的一种反弹，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丸山升，从革命信念出发对鲁迅内在精神做出的一个深刻阐发，一个强烈的共鸣。而要颠覆竹内好所谓存在于鲁迅根底里“不变”的“原点”，或者类似于宗教情绪的“赎罪的心情”、“回心之轴”等等不免暧昧模糊的直觉式鲁迅论，还需要在方法论上有所改变。

对此，丸山升有意识地采取了“假说→实证”这样一种依据第一手史料进行慎重细致分析的实证方法，而与竹内好那种日本式“文学主义”化叙述方式构成了鲜明对照。当然，丸山升对竹内好的敬重及在民族自我批判意识上的继承，自不待言。

总之，竹内好笔下“文学者鲁迅”的抵抗精神和丸山升心目中“革命人鲁迅”的斗士形象，反映了两人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不同。但我感到，把鲁迅视为20世纪抵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知识个体和在现代性的悖论中上下求索的文人作家，在这一点上两位日本学者是相通的。他们在二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此后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主义的斗争中，以不同的方法论视角阐释了文学家鲁迅的革命性格，相继推动了日本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每当历史出现转折和危机的时刻，研究者都会在过去时代的人物身上发现不曾被充分阐释的思想资源。当今中国学术界似已出现用新的眼光和问题意识重观鲁迅精神和左翼文学传统的趋向。在这样的时刻，竹内好和丸山升的鲁迅论应该有其参考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