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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学途径

2006-01-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马铁浩 我有话说

新近出版的《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收入了刘跃进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二十余篇论文。其中正编十五篇,《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等文站在学术前沿,对近年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先唐文学研究作了宏观评述,提出了作者对古代文学研

究方法与途径的思考,展望了这个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另外几篇,《〈文心雕龙〉研究的划时代著作》论述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在辑校汇注和专题考订方面的重大成就,探讨了其以注成论的特色;《中国学术史上又一重大发现――略说郭店楚墓竹简的学术史意义》等文表现了作者广阔的文献学视野;还介绍了近年台湾地区及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附编七篇可分两类:一类论述了几位师长――姜亮夫、曹道衡、沈玉成的学术成就,一类则是对裘锡圭、李学勤、罗宗强、梅祖麟等的专访。

对于中国文学史编写诸多问题的探讨是全书的中心议题。在作者看来,史书并不等于真的历史,但学者可以通过艰辛的努力,更接近事实本身。自20世纪初林传甲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随着对文学范畴理解的不同,文学史的面貌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作者以先秦文学为例,指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先由“杂”到“纯”,现在又由“纯”到“泛”。由杂到纯,是从与经史诸子混而不分的辞章之学,发展为西方文艺观念影响下的纯文学;由纯到泛,是从纯文学回到文学的历史原生态,勾勒出历史中文学的实际面目。“纯”文学是不够“真”的,是在先验的文学观念下,通过文学史家的取舍构建的。文学史的本质是“史”,要呈现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必须注重文学研究的历史感,回到历史本身。这种历史学的取径,亦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趋势。作者论文中反复言及的文学编年、文学地理、文体研究,是呈现文学历史原生态的三个重要途径。

文学编年勾勒出纵向的文学演进轨迹,文学地理描绘出横向的地域文学图景,二者交织呈现出历史中文学的整体风貌。作者著有《南北朝编年史》(与曹道衡合著)和《秦汉文学编年史》对此有过成功的尝试。与文学编年史的实践相比,文学地理仍是尚待开垦的领域。它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程度及其差异,探讨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本书收录的《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从南北朝时期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论及南北悬隔中僧侣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作者在访谈梅祖麟先生时讨论的东晋南朝士大夫的南渡北语问题,亦是从地域角度考察文学。文体研究不似文学编年、文学地理那么宏观,但也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作者在论述散文研究时,认为现今的古代散文研究与古代散文实际状况相差太远。在古代,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昭明文选》、《文心雕龙》是先唐两部最重要的文学选本和文学史论著,而作家只涉及极少部分。所谓“沈诗任笔”,“燕许大手笔”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文学史中却只一笔带过。究竟什么样的“文”才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中国文学渊源于五经,刘勰、萧统眼中的经学家亦是文学家,他们是不是应该依照纯文学的标准被驱逐出文学史之外?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只有重视文体研究,才能认识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的真实本相。

概而言之,文学编年以时间,文学地理以空间,宏观地构建文学整体历史;文体研究则从文学的历史内涵出发,把遗弃的部分补充完整。这三个途径,符合历史学求真的精神。作者反复强调出土文献及域外研究的重要性,说明研究文学必须跳出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跳出中国,这样才能“走向通融”:多种学科的通融,古今中外的通融。通融是为了求得历史的本真,因为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一切本通融。

(《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刘跃进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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