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曹天元撰著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甫一推出，便因其鲜明的网络特色被媒体冠以“新科普写作”名头，由于其核心写作价值观与传统科普写作大相径庭，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学界热议。
这部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科普作品公开宣称作品不强调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旨在传
从事科普创作20多年，现任中国科普作协翻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卞毓麟先生首先质疑“新科普写作”的命名。他表示，部分人这么用，那就这么用，但是用了之后能否定型，能否作为稳定名词一直沿用，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则向记者表示，用“趣味”轻率地就将传统科普和这股新出现的科普写作对立起来，似乎也失之于慎重。例如，高士其是传统的科普作家，但谁又能说他的作品没有趣味？他同时指出，某一部作品刚刚出现，就将其作为某一类写作的代表，只能说明媒体的浮躁。“《上帝掷骰子吗》这部作品遭热捧，更多与它善于使用新型的媒体有关。每天贴出一段，对习惯上网的人是个期待，就像以前的章回小说一样，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武夷山表示，“章回小说”是“传统”还是“新锐”呢，似也难说。
有人质疑《上帝掷骰子》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但江晓原则认为，科普著作的目的并不是让一个读者变成物理学家，只是让读者体验阅读的愉悦，感受科学的魅力。“比如《万物简史》，也是把科学史写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不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只挑好玩的讲，效果却很好。”
在江晓原看来，科普作品过于重视知识的普及有其历史原因。在绝大部分群众文化程度较低时，科学家自然要“放低身段”，给读者耐心传授知识，就像过去“扫盲”一样。但是，在今天，中等教育水平早就普及了，大部分人并不需要靠科普来学习初级的科学知识，那就应该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让读者感受智力的愉悦。“有可能不准确，但并不妨碍我们阅读，如果要获得精确的科学知识，本来就应该求之于专业的书籍。”江晓原强调，不要将科普的写作等同于专业教材的写作。
卞毓麟先生对江晓原的观点显然不以为然。他向记者表示，绝不反对科普应讲求趣味这种观点，但是，无论哪一种科普，同时都应有普及知识这个功能。他提出，毕竟科学知识是科学家劳动的产物，没有科学知识，没有科学成果，科学趣味、科学精神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卞毓麟强调，科学上的准确性在任何科普作品中都要讲究，“科学的灵魂还是‘真’，即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把‘真’丢掉了，这样的科普也是不成功的”。
就“新科普写作”，另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为了趣味，在无法还原历史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虚拟一些场景和细节？对此，大多数学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卞毓麟认为，如果虚拟的东西太多，就变成了科学小说，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科普。武夷山则用一个类比来说明：“比如新闻中有报告文学和纪实通讯。报告文学中可以有虚拟成分，但应该标明自己是报告文学，如果说自己是纪实报道，那就不对了。”
江晓原则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提出，“通常虚拟一个场景不会增加什么吸引力，也不会使读者感到有趣，相反会‘笑场’”。他认为，应该以叙事的方式、叙述的张力、选择的故事来吸引读者，提供可信的事实，还原足够的细节，如此，作品就会非常生动。但他同时认为，不用判断一个东西是科普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在一个写作多元的环境里，一个东西大家喜欢读就够了，是什么也无所谓。”
科学可以娱乐，科普也可以进行娱乐化写作，但这种娱乐化的底线又在哪呢？武夷山认为，“底线”一说，因人而异，不好笼统规定。他举了个例子，“例如电视剧《戏说乾隆》。历史学家非常愤慨，认为重大史实有误；但如果不把它当历史，自然不必愤慨”。江晓原打趣说，“美国每年还有‘搞笑诺贝尔颁奖’呢，这个底线显然远远超过了国人能够承受的范围”。
科学传播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大光告诉记者，坚持科普必须严守科学阵地，不能走样，这是对的；认为科学的某部分可以松散一下，游离一下，也没有错。但是，科普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来认可，老百姓最终要自己决定是否掏腰包，而有多少读者掏腰包，关系着科普书的最终指向――这本书的普及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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