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1914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泗县。1936年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习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获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硕士学位。1940年毕业回国后历任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大学教师，1943年起供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开始翻译生涯。1952年调
北京外文出版社（今外文局），后任《中国文学》主编。并兼中国作协理事、名誉顾问和中国文联委员等多项社会职务。
主要译著：
《零墨新笺》，诗歌集《银翘集》。分别从希腊文、德、法、英文中译过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罗兰之歌》、《萧伯纳戏剧集》等，英译的中文作品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十五贯》、《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全集》等百余种。
摄影/成一村
记者手记：
什刹海的银锭桥上游人如织，人声鼎沸。十米开外，杨先生独院的老式木门一关，就隔开了万丈红尘、市井喧嚣。果然是大隐隐于市。
迎出来的是先生的女儿，她每年冬天都从贝克莱大学回来陪老父。我们采访的时候，她就在一边打太极拳，这是她唯一非美国化的表现。
老先生坐在沙发里，醇厚而温婉，像一壶陈年花雕。他缓慢而认真地回忆，注视每一个说话人的眼睛，声音、目光和神情都很柔软。他抽烟前问我们：“介意吗？”我临走手忙脚乱收拾包的时候，他用唯一能动的一只手指着采访笔，温然浅笑：“这个别忘了。”
先生嗜烟酒、嗜收藏、嗜诗文、还嗜情，都是终生不渝。但近百年的沧桑，终于淡尽了贵贱情仇。他几乎散尽所有的译作和藏品，只留亡妻的一幅肖像朝夕相处。他说“我的爱人”时，声音像在抚摸她。我问他人生中译作、打油诗和烟酒哪个最重要，他飞快地答：都不重要。他生命中唯一的重要在天堂，先生的心和精神也随着飞升，不堕红尘，这才是先生真正的传奇和辉煌。
天津和牛津
小时候家里生活很舒服，很大的院子和花园，养猫养狗，我整天玩。但是我5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人人都说我是白虎星，命硬，会克人。妈妈怀我的时候曾梦到老虎。后来我的儿子也死了，但我还是不信命。
父亲是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当时银行是私有的，北洋军阀都很感谢父亲给他们钱发军饷。他曾带我去他的办公室，也许他对我有期待，但我没有兴趣，只是玩。家里给我请了教私塾的秀才，他的家被八国联军毁了。十多岁后我才出去读教会学校，但还是不认真，玩的比较多，班上总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非常努力，很认真，我就不跟他争，所以我总考第二名。小时候有过各种各样的幻想，最早想当孙悟空，大一点时偶像是诸葛亮，说明有点政治上的理想，不过没过几年就只想做杜甫、陶渊明了。
父亲去世后，经济来源断了，不过家里有积蓄和股票，生活还不错。我是独子，母亲当然还是希望我能继承家业，读中学时我也参加过几次中国银行的董事会会议，可我不感兴趣，她也就算了，她对我很宽松，没要求过什么。但她对我有件事不满，就是家里请了个教英文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她就笑，说她的名字“徐剑生”可以对下联“快枪毙”。她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因为丈夫池大夫喜欢别的女人，她总是不开心，后来就自杀了。有一段，我们算是正式谈恋爱了，她比我大十多岁吧。
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燕京大学，但还想考清华或北大。这时我中学的英国老师要回国休假了，母亲本来想要我大学毕业再出国的，现在为了把我和徐剑生分开，就让他带我走了。1934年秋天我到了伦敦，先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第二年春天通过入学考试，但牛津不怎么重视亚洲学生，当年没有招生指标，我只好等了一年多，到处玩，1936年才正式入校。
当时牛津规定，要先学一年半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再学一门专业，一共四年，毕业考试通过，分四等，才能得荣誉学士学位，要在《泰晤士报》上公布，很隆重的。我的指导老师曾跟我说：你要是用功一点，可以考二等，如果不努力只能拿三等，因为不可能给外国学生一等，结果毕业时我拿了四等。当时一般都是三等，少数优秀的二等，考四等是很少的，一两个吧。
我是一个坏学生。小时候读书就很随便，没花什么精力。牛津每年三个学期，我只有一个学期在校，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外头玩，在地中海、欧洲旅游。后来还跟爱人一起去过巴黎、回国时经过加拿大。不过那时精神并不愉快，因为家乡被日本侵略，最后一年家里也没钱了，不再寄钱给我，我就把书卖了做生活费,以前我买书很奢侈的。经济压力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好吃的就少吃点，就这样吧。
爱情和亲情
我在牛津认识了我的爱人，她叫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她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她出生在北京，6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中文专业的，但学得不算很好。我们在一起一般讲英语，算我照顾她吧。她后来还开玩笑说，她喜欢的不是我，是中国传统文化。又说她汉语讲不好是因为我讲英语太多了。她长得很好，比我好多了。
那时我们常一起玩，一起划船，牛津和剑桥每年都要举行划船比赛，她还参加过。她是个很单纯的人，说话很直率，也很爱国，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
她母亲反对，说我们结婚的话，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自杀。我母亲也反对，以为我娶了外国老婆就不回来了。后来知道我要回国，也就没什么了。那时天津已经沦陷了，她把家变卖了，搬到四川去住。
我毕业时收到了两张聘书，一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是西南联大吴宓和沈从文的信，都要我教希腊和拉丁文。我想去西南联大，可母亲希望我留在身边，而且1940年秋天昆明轰炸得很厉害，她不准我去。她在重庆租的是罗家伦的房子，罗是中央大学（后来的南京大学）校长，学校的名声不好，但罗还不错，我就和爱人在中央大学教了一年多的书。如果我去西南联大，国民党管得少一些，可能我就跟闻一多一样被枪杀了，所以也没什么后悔。
我说我爱人很单纯，在政治上没什么头脑，说了国民党不爱听的话，当时重庆买得到《新华日报》，但总是受限制，不让看，她就常常买了看，还说过三青团的人像法西斯，别人就把她当共产党。还有一次，因为我认识英国大使馆的人，有人就告发我们，说我们是英国特务。大学的聘书一年一发，第二年她就没收到聘书，那我也不干了，就离开了中央大学。这时香港大学要我去，可我不想离开内地，就没去。这样换了几个学校，在贵阳、成都很多地方待过。
译事和逸事
这时梁实秋在重庆主持国立编译馆，觉得只有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没有把中文翻译给外国人看的，不好，就想到要我们两个去做这个工作。其实我更喜欢搞历史研究，并不喜欢翻译。我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戴乃迭也懂中文，但教书到底吃力，一起作翻译对她比较好一点。另一个是教书没什么意思，学生很复杂，比如有很多三青团，就是特务，我们应付不来。翻译比较单纯，轻松一点，就去了。本来也没打算以此为生的。
翻译的是《资治通鉴》，译了不到40卷，从战国到西汉那一段，也没出版，我看没用了，丢了也浪费，就给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处理的，我也不管。那一段在梁实秋的领导下，在北碚的生活很好，后来刚解放时，在南京生活也不错。
1952年，我们到了外文出版社。因为他们社长刘尊棋很热情，准备有系统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拉了一个单子，一共有100多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我觉得这还不错。我们翻译了一部分，有的出了单行本，有的发在《中国文学》，杂志对全世界发行，大概每一期发1万多份。主要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也有一点，英国销路不大。
不过我们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后来领导换了，刘尊棋被打倒，这件事就没了。很可惜，这事要做成了还有一点意思，另外，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乐意的，《坟》就没有翻。
周扬作文化部副部长，想起我会希腊和拉丁文，就把我调去译荷马史诗，后来又被出版社拉回来翻译《红楼梦》，反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红楼梦》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国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一个是我的。我认识霍克斯，他是真的喜欢红楼梦，花的功夫比我大，十几年的时间。
所有的翻译都是我跟爱人合作，我拿着书直接口译，她打字，打得飞快，然后再修改。她做事比我用功。我们的翻译很快，那时是大跃进时期，什么都要快，最快的时候，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要求越快越好，结果我们一个礼拜就译完了。无所谓质量，就是要快。我自己觉得翻译比较满意的是《宋明平话小说》，还有就是《史记》。
座上宾和阶下囚
我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抗日、国共两党对抗和合作、共产党统治，还是抗日影响最大，影响我人生最重要的事，第一个就是抗日，然后是我回国教书以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愿意为共产党做一点事情，这是第二个理想。后来还有别的理想，比如研究历史。
刚解放那一阵，毛泽东常邀请大家坐坐，好像是在怀仁堂吧，有几十个人。周恩来很客气，介绍说我是翻译《离骚》的，翻译很好。毛主席一边跟我握手一边问：《离骚》也能翻译吗？我当时很简单，就回答说：主席，什么都能翻译。
当然也有我不翻译的。钱锺书被调到北京负责毛选的翻译，他是我牛津的同学，学问很好，但英语并不是他的最强项，他就想要我去合作，给的条件很好。不过我拒绝了，也没别的什么原因，我刚在南京买了房准备定居，而且政治文章我翻不好，我一般只翻文学作品。
1968年，我们又被怀疑是英国特务，进了监狱。那天晚上我们没事做，在家里喝了半瓶曲酒，十点多有人敲门要我去办公室，去了就说军委会要逮捕我，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什么地方可以小便？他们告诉我了。别的我也没什么问的。那天抓了很多人，大概有几十个吧，都挤在一个炕上，沙丁鱼似的，我就要别人挪个地出来睡觉，旁边的犯人闻到我身上有酒味，说好香啊，问我是不是喝醉酒闹事被抓的，我说不是，然后就睡了。都快12点了，也该睡觉了。别的犯人也在睡觉，就睡了。文革那时候经常乱抓人，前一个礼拜我们的一个邻居，是外国人，刚被逮捕，所以我们也不是很吃惊。黄苗子是朋友了，他写了《咏酒呈宪益》的打油诗，有两句是：十年浩劫风流甚，半步桥边卧醉囚。
一共就审讯了一次，是夜里，很多人拿着枪，带刺刀的，好像要枪毙我似的。问我认识什么人，要我写基本情况，我想了想，就写了中国的朋友和亲戚150个人，外国人有100个。后来也没判，就这样糊里糊涂关了4年，我还教过狱友英语和唐诗。后来有一天突然叫我去，胸口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给我照相，又以为是要被拉出去枪毙。当时也没怎么想，枪毙就枪毙吧，也没什么。结果不是，放了。说对不起，关错了，就这样子过去了。又过了快一年，公安局来了很多人来道歉，还说关于我的材料很多，一大堆，你要就拿去。我也不要。
我的爱人也被抓了，外国人关在一起，都是太太小姐们。她们的条件比我们差，暖气不够，还要干一点擦窗户之类的活。她也只被审过一次，就没有下文了，直到被放出来。
遗恨和遗憾
我们坐牢的时候，儿子在湖北工厂工作，两个女儿下放到农村。文革结束后把孩子调回身边，儿子回来时精神就有点不对，只说英语，整天往大使馆跑，我们没办法，把他送回英国，不久他就在那边出事了。
我爱人知道儿子出事后，当时就不行了，我喂她饭也不吃，什么都不吃。于是我们就计划回英国一趟。她跟我到中国后，这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因私回家乡。当时组织上还不准，我们就给周恩来写了信，这才让走的。从那以后她身体就一直不好，特别是1989年以后病情就加重了，差不多十来年的时间吧，我什么也不做，就是照顾我的夫人。直到她1999年去世。我们在一起六十多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对我来说，翻译只是一种职业，我翻译的东西，我做的事都不重要。如果我能够做一点历史研究，也许成就会大一点。也不是说什么事业，就是自己感兴趣吧。不过没条件，也就算了。我兴趣最大的是古代史，从春秋战国到唐宋那一段。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总是没条件，历史研究需要很多书，我去的地方都没有好的图书馆，也没有时间，翻译很忙。这当然有一点遗憾啦，不过也就这样了，无所谓。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孩子也很好。活了九十多，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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