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弗里丹:她的一生和女权运动的未来

2006-02-0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康慨 我有话说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然成功,今日的女权运动该如何对待弗里丹的遗产,在走到死

路之后,又该以怎样的行动面对未来……

1971年,贝蒂・弗里丹(前)等人在国会办公区外示威,以示对《平权法修正案》(ERA)的支持。

贝蒂・弗里丹。2000年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划时代的《女性迷思》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月6日下葬于纽约。她于此前两日去世于华盛顿家中,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

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极具煽动性的呐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伦・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

然而,这一时刻也使许多人透过她的死,重新审视女权运动的历史与未来。

(一)

贝蒂・弗里丹横空出世的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和思想的大震荡。其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已开花结果,“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因此,她1963年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此处用的是李令仪繁体中文译本的书名)一书,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此书的诉求,是要为女性被禁锢于家庭生活,单纯为人妻、为人母,且苦于一种“无名的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的状况鸣不平,并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而不必因此产生负罪感。

《女性迷思》虽然首版只印区区3000册,却迅速以精装本60万,加上平装本200万的天文销量,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

走上街头,似乎是60年代一切思想运动的必由之路,弗里丹亦然。1966年,她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上街抗议,大幅标语赫然手书“妇女们,联合起来!”力促让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时要求国会立法,结束一切歧视女性的做法,争取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自由堕胎和女性参政权。

NOW最具声势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此外,弗里丹还在1973年帮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妇女银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经济独立。

60年代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女性,显然错过――也许是永远错过了弗里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她至今少有人知。她的作品即使偶有中译,也仅只停留在狭窄的理论层面上,对普通女性可谓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从表面上看,她告别“家庭妇女”的呼吁,对自信已“撑起半边天”的中国女性,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她的《女性迷思》,也被后来的女权分子视为过时之物,盖因弗里丹当年的诉求,已成今日社会的常态――革命已经结束。

但革命果真结束了吗?

(二)

弗里丹女士天生矮小,却具惊人活力,长一双水汪汪大眼睛,明亮澄澈,充满热情,至死视解放天下妇女为己任。虽然来自阵营内部的人也对她的急脾气和独断蛮横颇有微辞,但相比日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进女权分子而言,她的女权主张简直可用“温柔”二字形容,尽管她也曾经把妇女的家务劳动,拿来与畜牲的生活相提并论。

她本名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Betty Naomi Goldstein),1921年2月4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母亲曾是当地报纸女性版的主编,精于当时社会允许女性所为的一切才艺:高尔夫、网球、桥牌、麻将和购物,她在家里受治于丈夫――弗里丹称母亲的挫折感是一种“无力的愤怒”。日后有人问起她为何投身妇女运动,弗里丹答曰,自己不记得早年有什么性别歧视的事例,但非常了解母亲如何虚掷了自己的才华。

她求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并为左翼和工会报刊工作,1947年嫁与戏剧导演卡尔・弗里丹,1952年怀第二胎时被报社解雇。1957年,她参加校友聚会,期间向女同学散发了一份问卷,答案与她自己所感一致:她们生命中缺失了某些东西。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后来的调查,里程碑式的《女性迷思》一书终于面世。书中所写到的“无名的难题”,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名词。

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此前一生》(Life So Far),她在书中自曝丈夫曾对她进行殴打,令她眼圈乌青,上电视时不得不以浓妆掩饰。但去年12月去世的前夫对这项指控矢口否认,称弗里丹女士信口开河。“我是被一个野蛮瞄准着全体男性的狂暴司机撞倒的无辜路人。”他说。

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与卡尔・弗里丹离婚。

(三)

《女性迷思》之后,自60年代末期开始,贯穿整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运动自身也是阵营林立,分化出所谓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1998年6月,《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报道,题“女权主义死了吗?”而2005年11月,另一位极富盛名的女权主义斗士菲丽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干脆出书《女权主义的死亡:妇女解放斗争向何处去》(The Death of Feminism: What's Next in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Freedom),直接宣称这一运动已死。她说,女权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其中已无反对党派路线的自由思想家的容身之地,要想成为女权主义者,便必须反资本主义,反战,视宗教为父权制的化身。总之,女权主义运动已变得专制而令人压抑。

在这种情势下,名为“选择女权主义”(Choice Feminism)的主张开始出现,声称返回家庭、相夫教子,也是女权主义者的选择之一。对此,女权主义学者琳达・赫什曼(Linda Hirshman)去年12月20日,在《美国?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刊发题为《返航回家》(Homeward Bound)的文章,称,此种论调真是对贝蒂・弗里丹当年激进呼吁的绝佳讽刺。她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嘲笑“选择女权主义”:“一个选择不去阅读的人,就和一个不会阅读的人一样无知。”

在这连串论战的硝烟中,贝蒂・弗里丹生前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有些人认为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妇女们,联合起来――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男人,’”1963年,她对《生活》杂志说,“这不对,(我说的只是,)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吸尘器。”

文中部分资料转引自美联社、《美国?望》杂志、《纽约时报》及《The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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