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特别是在“一月夺权”的冲击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大都成为红卫兵和造反派揪斗的对象。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策动和纵容，在许多部长和副部长中，有的被揪走、关
面对这种险恶的情景，周恩来悲愤不已，深感不安，决定采取保护措施。经与几位副总理商议，他提出以国务院通知开会、汇报工作和写检讨等名义，让受冲击的部长、副部长们住进中南海“工字楼”宿舍，保护起来。周恩来嘱告联络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这些部长们，可以说，他们的“检讨”还没写好，等写好了再出去。对有些部长，他还特别叮嘱，不要轻易出去，要离开中南海须经过他批准。
一时间，中南海“工字楼”成了一些部长们的“避难所”。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住进“工字楼”“避难”的有数十位部长、副部长，其中有：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副部长王磊，八机部部长陈正人，财政部副部长吴波，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副部长刘建章，四机部部长王诤，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业部部长江一真，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钱正英，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周子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部长黄树则、崔义田、张凯、贺彪，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方毅，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等。
钱正英回忆过她当时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的情形。李先念见到“解放”出来的钱正英，第一句话就说：“钱正英啊!你呀该在总理面前烧香磕头，要不是总理做工作，那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后来，钱正英回忆说：
“在‘文革’期间，我是亲身体会到总理对干部的保护。因为当时就是在1967年初，那个最乱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揪斗了。不光是在我们机关，在北京的(水电部)所属单位，而且已经开始要把我们抓到外地去，外地的造反派来要把我带到外地去批斗。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给毛主席报告了一个名单，就是有一批部长，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要接到中南海去休息。我接到电话心里感动得不得了，因为当时马上就要被造反派抓到外地去了。第二天，我就搬到中南海去，然后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
钱正英在中南海“避难”期间，曾参加周恩来召开的7个工业部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的会议。她回忆说：
“当时我记得就是煤炭工业部汇报的时候，总理查问张霖之同志死的情况。煤炭部的造反派讲张霖之是自杀的。总理就不相信。总理说：张霖之同志是国务院的部长，是中央委员，我要对他负责，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那个时候造反派可嚣张了，递了个条子给总理。总理拿了条子一看，条子上写的是‘周总理，你的讲话跟中央文革小组不一样’。周总理当时就一拍桌子说：‘我当然不一样了，我是国务院总理，我要对他负责的嘛!’那次会议，总理对我们干部的负责，对我们干部的保护，令我们终生难忘。” （摘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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