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信任西医，多次由耶稣会传教士罗德先(Bernard Rhodes，1645-1715)治病见效。1693年，康熙患疟疾，服御医药无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P.Joames Fontaney，1643-1710)．葡萄牙传教士刘应(Mgr Claudusde Visdel
讽刺的是，“金鸡纳”并不是欧洲医学的发现。欧洲自己的本草药物研究，要等到1785年维瑟林(Withering)的《毛地黄综述》(An Account of the Foxglove)出版，才算有第一种“科学”灵药。“金鸡纳树皮”(Chinchona barks，Cinchona ledgeriahna)本来是秘鲁印第安人的土著药物。耶稣会教士在1632年左右从新大陆引入西班牙，传教士将此药呈奉给康熙，谓之“西洋”圣药。其实它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并非科学产物!
“金鸡纳”最初只是土著本草，但到了19世纪，经过大量新兴的科学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奎宁(quinine)成为有现代科学根据的治疟疾药。先是1820年法国的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Pierre Pelletier)与约瑟夫・卡文图(Joseph Caventou)从“金鸡纳”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cinchonine)两种活性生物(alkaloids)；1880年外科医生阿方斯・拉韦兰(Alphonse Laveran)在阿尔及利亚用显微镜观察到疟疾病人血液的疟原虫(Plasmodium)；1944年哈佛科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与威廉・德林(William Doering)第一次成功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这些化学、药物学，病理学的发现，令原始的“金鸡纳”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
“金鸡纳”的故事，可用以说明中西医学在19世纪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在这之前，虽然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已远远超前于中国，但单就治疗而言，西医并不比中医更有办法。威廉・卡伦(William Cullen,1710-1790)是18世纪最重要的医家，他撰写了一系列疾病分类学的专著，其贡献与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相似。但他的治疗方法未超过希氏医学，无非是放血、催泻和催吐，以及一些解热发汗药。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卡伦是“毫不掩饰地悲观”。在十七八世纪，有效的治疗仍主要是像毛地黄和金鸡纳这些本草。而单就本草药物而言，当时的西方医学并无可与李时珍1578年写成的《本草纲目》相比的学术著作。“金鸡纳”与疟疾的科学研究，是19世纪西方医学科学发达的缩影。
19世纪现代化学研究对医学进步的影响，还可列举两个例子作为说明：麻醉药与消毒化学剂的发明，令大型的外科手术变成通例，而西医外科手术的成功，正是鸦片战争以后西式医院在中国扎根的最强的基石。
（摘自《当中医遇上西医》，区结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