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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竹枝词》：地域文化资料宝库 
竹枝词“志土风而详习尚”，以吟咏风土为其主要特色，故与地域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往往于状摹世态民情中，洋溢着鲜活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对于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近十数年来地域文化热的升温，竹枝词也愈益受到世人的关注，各类竹枝词资料集陆续编纂出版，其中，既有分地域编纂的，又有按年代汇辑者。前者以《中华竹枝词》（雷梦水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为代表，后者则有2003年出版的《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历代竹枝词》由王利器先生倡导辑录，主要编纂者王慎之女士、王子今教授，长期关注竹枝词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曾于1994年10月出版了《清代海外竹枝词》（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奉献了一批资料。此次，他们历经多年的悉心翻检和努力爬梳，终于完成了这一集大成之作。该书辑录了从唐代到清末历代诗人所作的竹枝词二万五千余首，全书共八编，以朝代为序，分别为唐宋元明、清顺治康熙雍正朝、清乾隆朝、清嘉庆朝、清道光朝、清咸丰同治朝和清光绪宣统朝，并将未能判别年代者，归入清代外编。较之《中华竹枝词》，《历代竹枝词》增加了近四千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收录竹枝词最多的一部资料集，其中有一些属首次披露的竹枝词，为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珍贵的史料。
《历代竹枝词》一书由于是按年代排列，从中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把握从唐宋元明迄至清末竹枝词的发展脉络。由此可见，入清以后虽然也不乏文人借题发挥、抒发个人情感的题材，但大致说来，从竹枝词的内容来看主要反映了两种趋势：一是竹枝词涉及的地域愈益广泛，内容也更加多样化，作者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域外的竹枝词也层出叠现（除了《历代竹枝词》中收录的少量外国人的竹枝词外，还有如日本人的《日本竹枝词》和朝鲜人的《海东竹枝》等竹枝词资料汇编）。二是竹枝词写实的成分愈来愈高，诗注部分的分量明显增加，其总体趋势则是愈来愈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清、民国以后的竹枝词尤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竹枝词包含的历史资料
竹枝词包含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可供学术研究采撷。譬如，“豫楚滇黔粤陕川，山眠水宿动经年。总因地窄民贫甚，安土虽知不重迁”。这是说江西地狭人稠，百姓背井离乡四处迁徙，无论是河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还是陕西、四川，到处都有江西人的身影。“漫说玉山无玉剖，近闻梅岭有梅探。舟车经过数千里，东北浙西西粤南”。玉山是赣东北的一个县份，当地同样是因生计问题，清代前期有大批百姓或是南下广东，或东进浙西。由此可见，江西的确是移民的主要输出地，这造成了明清史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关于这一点，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亦或是江西人，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说明当时的成都，真是五方杂处，各地的人们相互通婚。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不仅及于城市，在广大乡村也影响深远。“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这是《旌阳竹枝词》的描摹，诗中的宝老官，是指湖南宝庆府人。从中可见，旌阳一带虽然是五方杂处，但以湖南宝庆人为数最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绵竹县令陆箕永《绵州竹枝词十二首》：“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诗注：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地少村市，每一家即傍林盘一座，相隔或半里或里许，谓之一坝。”这首诗字面上是说，绵竹当地的村落非常稀疏，稀稀拉拉，里面住着一些兵燹战乱劫后余生的百姓，在当地务农的人中，有一半是湖南和湖北人。当地的聚落景观通常是，茅草屋及其背后的一片树林，每个茅草屋之间相隔半里或者是一里，这就算是邻居了。由此可见，18世纪初期的四川绵州一带，还是一派地广人稀的景致，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移民。而在四川达县，道光时人王正谊写道：“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达县在四川东部，这首诗写道：当地有广东、湖南、湖北和江西人，这些客籍的人很多，移民来自各个地方，这种五方杂处的局面，使得这一乡的风俗参差不齐，各不相同。可见，此时的川东达县，可谓五方杂处，方言各异。
随着移民的大批迁徙，经历明清鼎革兵燹战乱的四川，经济元气逐渐恢复，各地商人纷至沓来。在成都，字号放帐的都是山西、陕西人，当地人称“老西”、“老陕”，所谓“放帐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从这首竹枝词所述可见，晋、陕商人在成都的势力如日中天，一般民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将本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老家。作为商帮势力繁盛的标志，四川各地的会馆相当发达，“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这两首竹枝词是说，成都当地有陕西、福建和山西的会馆，其中尤其是陕西的会馆为数最多，势力也最为显赫。每年人们都能看到在会馆里上演的许多戏，其中的秦腔梆子响彻于成都平原。这些，都生动描摹了成都一地各地会馆运作的具体细节。而在鳞次栉比的各地会馆中，陕西会馆更显得鹤立鸡群。除了大商帮外，钱铺基本上为江西人所垄断，“江西老表惯营求，兑换银钱到处搜。倒帐潜逃讲帐出，蝇头鼠尾作狐谋”。诗注曰：“钱铺俱江西人，谓之‘老表’。”看来，近世闻名遐迩的“江西老表”，显然就是指来自江西的钱商。
绍兴师爷（戴敦邦图，取自《三百六十行大观》，上海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人们之间的交流和接触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清代前期，绍兴师爷就受到成都人的极大瞩目：“安排摆设总求工，古董诸般样不同。美服更兼穷美味，师爷气派与门公。”这首竹枝词，描写了绍兴师爷在衣食家居日用方面的与众不同。这是说四川一带绍兴师爷的家里日常摆设比较讲究，如古董等都相当精致，穿着华丽，吃的又是美食，这是一种师爷气派。这一点很有意思，让人联想到在北方的绍兴师爷。明清以来，绍兴人持续不断地迁居北京，尤其是那些在中央六部中充当胥吏的绍兴人，财大气粗，生活极为优裕，所以起居服饰都相当奢侈。这些人为了壮其门面，在家门口总要摆一个大鱼缸，栽两棵石榴树，夏天一定要搭一个天棚，门口再蹲一只大肥狗。上街买零食，又一定要用一个丫头。此外，还要请一位先生，教书还在其次，主要也是为了装点门面。所以有“天棚鱼缸石榴树，老师肥狗胖丫头”的谚语。这种师爷气派，在北京和保定都是如此。从南北的情况来看，绍兴师爷无论是身处何方，都是引人瞩目、相当特别的一群人。由于成都的师爷都来自浙江，所以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幕宾半是浙西东，帽盖矜夸律例通。漫说救生莫救死，箧中存案本相同。”诗注曰：“幕友初出手，谓‘帽盖子’。”根据文献记载，四川省的刑名和钱谷师爷，十有八九都是浙江人，而在浙江省籍中，又可分为绍兴帮和湖州帮，两帮各自拉帮结派，相互推荐。由于刑名师爷主要学习的是法律和例案，所以从业者必须跟随老师学习办案的技巧，当时称为“学幕”。民间称呼学幕者为“帽辫子”或“帽盖子”，也就是帽子上的辫子或盖子，是比喻他们与老师不能分离。在“无绍不成衙”的时代，绍兴酒和绍兴师爷、绍兴方言一样通行全国，清代中叶人称“绍兴三通行”。这种情形，也在竹枝词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在成都，“绍酒新从江上来，几家官客喜相抬”，这说的是绍兴酒从长江上运来，衙门里的一些人很高兴地出来将它们抬进去。这些绍兴酒往往是由绍兴师爷和胥吏负责推销（或者是由他们的亲戚朋友兼营），所以竹枝词有曰：“居然利薮轧官场，南货携来入署忙。笑问师爷生意好，回言件件出苏杭。”这是说绍兴师爷在衙门中贩卖绍兴酒，这是官场上的一大利薮，人们笑着问师爷生意可好，师爷回答说，这些东西都是从苏杭一带运来的。这首竹枝词的注解说：南货称“师爷”。当时，绍兴人以南货业为生，所以南货竟然也被直接用来称为“师爷”。
在清代，与绍兴师爷同样著名的还有凤阳乞丐，从竹枝词来看，他们的活动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在北京，“赛会时光趁踏青，记来妾住凤阳城。秧歌争道鲜花好，肠断冬冬打鼓声”。诗注曰：“打花鼓：风阳妇人多工者，又名‘秧歌’，盖农人赛会之戏。其曲有《好朵鲜花》套数。鼓形细腰，若古之搏拊然。”对此，孔尚任的《燕九竹枝词》：“秧歌忽被金吾禁，袖手游春真可惜。留得凤阳旧乞婆，漫锣紧鼓拦游客。”不仅在北京，卖艺乞讨的凤阳婆还远达山西，“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而在南方，“弹弦卖唱都庐?，多半邻村逐此邦。还有逃荒好身手，生涯花鼓凤阳腔”，凤阳花鼓也成为各地人群逃荒乞讨的重要道具。
除此之外，竹枝词还可为历史交通地理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佐证。譬如，从杨载彤的《大理赴乡试竹枝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勾勒出从大理到云南昆明的路程，经过赵州、红岩、云南县、普?堡、沙桥驿、吕河、禄丰、老雅关和碧鸡关等地一路到昆明。以往的《一统路程图记》中尽管有“云南布政司至所属府”的“本省由各府至金齿卫”，但所述远没有这组竹枝词来得具体、生动。而在明清时代，江南一些地区编纂的路程图记中，往往也包括竹枝词，这些竹枝词常常有对地形、地貌、名胜等周遭景观的描摹，颇具自然及人文地理色彩。事实上，如明代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的大本《北京水路歌》，便是七言的诗歌，这首《北京水路歌》记载了沿途“所经之处三十六，所历之程两月矣。共经水闸七十二，约
程三千七百里”，诗歌细致描述了从宁波赴北京沿途所经地名、名胜古迹。类似的路程歌，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竹枝词。何以见得？笔者收藏有《杭州上水路程歌、徽州下水路程歌》抄件，这是明清徽商编纂的路程歌，后来又收集到《徽歙南浦口至杭路程竹枝词》，发现
其内容实际上就是《徽州下水路程歌》。由此看来，《大理赴乡试竹枝词》显然也可以作为从大理至昆明的路程歌来看待。
不少竹枝词的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在地文人，他们熟谙乡邦掌故及当地的风俗民情；而另一些作者则是外来的观察者，这些人对于异地的风俗更是充满了好奇，“沿途据所见闻，兼用方言联成绝句，随地理风物以纪游踪”，故而竹枝词对于一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对于小社区的研究，有着极为特殊的学术价值。有的竹枝词也就相当于一地的风土志，譬如，稍早于《历代竹枝词》出版的《中国风土志丛刊》（张智主编，广陵书社2003年5月版），就收录了大批的竹枝词，显然，这些竹枝词几乎是被直接当成为风土志的。事实上，一些竹枝词，也有的就是以风土志的名目出现。如《西山渔唱》（亦作《西山樵唱》），又名《扬州西山小志》，该书分为“形势”、“沿革”、“古迹”、“名胜”、“人物”、“轶事”、“异闻”、“农事”、“岁时”、“市肆”和“嘲俗”十几个部分，这对于研究清乾嘉时代扬州近郊的社区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者在从事苏北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曾在扬州、淮安等地收集到一批竹枝词，如《扬州风土词萃》、《邗江三百吟》和《西山樵唱》等，其中就包含了大批反映盐政制度及社会风尚的史料。这些资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我们考证明清时代两淮的盐政制度、徽商活动以及淮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编纂中的若干不足
《历代竹枝词》与先前出版的《中华竹枝词》，其编纂方式一经一纬，分别从年代和地域的角度，为学界提供了迄今为止分量最重的竹枝词资料集，的确是厥功甚伟。当然，《历代竹枝词》也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有些竹枝词的收录未得善本。如第五册所收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其中有近四十处出现缺字。其实，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歙县博物馆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均有藏本，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胡益民教授根据歙县博物馆藏本将之整理、标点，发表于《徽学》2000年卷。不过，后者所录仍有一些错讹，笔者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陈联根据芜湖市图书馆阿英藏书室的写刻本，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校勘（未刊）。
二是有少量的重复收录。如吕及园的《滇南竹枝词》，一收入唐宋元明的甲编（196－200页），一收入辛编的4161－4166页。石方洛的《楠溪竹枝词》，既收入清咸丰同治朝的己编（3069－3070页），又收入未能判别年代的清代编（辛编4023页）。后者之来源不一，一出自《且瓯歌》附录，一出自《待?集》，解题亦各不相同。第一处作：“石方洛，字问壶，湖南平江人。府增生，官永嘉县丞。”第二处则作：“石方洛，字问壶，江苏吴县人。”想来是因吴县亦号平江，故有两说之歧异。杨载彤的《大理赴乡试竹枝词十二首》，一收在丁编的1896－1897页，该处有作者小传：“杨载彤，字管生，号?谷。嘉庆十二年丁卯（公元一八O七年）副榜，官马龙学正。有《?谷诗钞》六卷。”另一处则收入于辛编之4179页，被列为未能判别的清代编。
此外，《历代竹枝词》的最大特色是以朝代编排，尽管可以非常清晰地反映出竹枝词发展的脉络，但竹枝词是地域色彩极强的一种资料，就其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编排方式利用起来就有所不便。唯一能够弥补此不足的，是在书后按地域编列一个索引，遗憾的是，《历代竹枝词》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当然，中国大陆的出版物绝大部分在书后未列索引，这可能有许多方面（如篇幅和成本等）的考虑，不是编者所能决定的。
笔者以为，《历代竹枝词》的编纂、出版，是竹枝词资料整理的一个里程碑，它必将引起多学科的关注和兴趣。就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而言，该书应是区域研究方面的案头必备书。当然，竹枝词资料的汇纂，并不应该就此而完全结束。根据顾炳权的估计，全国范围内的《竹枝词》专书在千种上下，总数超过十万首。其中，以北京、上海及江浙一带为高产区，竹枝词书目在百种上下，总数量各有万首之多。据此看来，现有的竹枝词资料只相当于总数的四分之一。
不仅如此，地域性的竹枝词资料集仍有继续编纂的需要，此前，国内已出版《北京竹枝词》、《成都竹枝词》、《扬州竹枝词》、《武汉竹枝词》、《安徽竹枝词》、《四川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和《上海历代竹枝词》等，但许多区域的竹枝词尚未收罗完备。以《历代竹枝词》所收竹枝词来看，不仅仍有不少竹枝词未能收入该书，而且在地域上也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如福建省竹枝词的收录就相当之少，明清时代福建的科举异常繁盛，文人的竹枝词创作一定不在少数。而在另一方面，福建各地的风俗特色鲜明，这吸引了许多外地人，由此而留下的竹枝词应当颇为可观。而从《历代竹枝词》收录的情况来看，闽南、莆仙的竹枝词显得相当之少。以莆仙发达的区域文化，不至于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首竹枝词。再如福州，仅笔者涉猎所及，比较有价值的竹枝词就有：福建省图书馆特藏部收藏的佚名所辑《闽竹枝词》（民国年间抄本），1962年福州乡土史家郑丽生所辑《福州竹枝词》（春檗斋写本），等等。另外，郑丽生还作有《福州风土诗》（1963年春檗斋抄本）。这些，都可以让人清晰地勾勒出清代以来福州人的社会生活。由此看来，福建省其他地方，也一定会有大量竹枝词存世。看来，竹枝词与地域文化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仍然是大有可为。
除了直接标明地域的竹枝词外，由于明清时代一些行当职业与地缘的相结合，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区域人群，故此，一些行业性的竹枝词，也很值得关注。如徽州歙县芳坑江氏茶商文书资料中的《茶庄竹枝词》（清代徽州茶商江耀华著），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典业须知录》中的《典当竹枝词》，清牛应之《雨窗消意录甲部》卷3《续文章游戏》中的《幕友竹枝词》，等等，这些，对于“无徽不成镇，无绍不成衙”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值得我们费心收集、整理和研究。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