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境庐诗草》校勘底本的选择上，两种黄遵宪集竟然前仆后继，犯了同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无法缄默不言。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犯规现象，是躲懒心理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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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遵宪像 |
正所谓“后来居上”，黄遵宪集的中华书局版胜过天津人民版多多，自不在话下。特别在资料搜集的详备上，《全集》本充分利用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贡献良多。其中由在日本工作的陈捷博士专门根据手稿，整理了黄遵宪与宫岛诚一郎、冈千仞、增田贡等日本友人的笔谈，为国内首次发表，最为难得。单是函电一类，《全集》本辑录的226通，即比天津本的117封多出将近一倍，其他已可想见。细微处，如笔者《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书中引录的《过答拜石川先生》，《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中抄录的《黄参赞答社长中村敬宇书》，亦为编者采及而无遗漏。凡此，征之《前言》所述，此书乃“历时二十余年”始克编竣，良有以也。
不过，翻阅一过，笔者仍感到不少遗憾。尤其是在《人境庐诗草》校勘底本的选择上，两种黄遵宪集竟然前仆后继，犯了同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无法缄默不言。
先说天津版的《黄遵宪集》。编者在《整理说明》中已交代，系选用钱仲联先生1981年笺注本为底本。由于笔者在撰写《黄遵宪〈朝鲜策略〉的写作与接受》（分刊2000年8月16日、2001年1月17日《中华读书报》时，编者另拟两题）一文时，曾经偶然发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钱仲联先生所作《人境庐诗草笺注》，对原文有若干出于政治原因、未加说明的删节。当时文中指证的一例，是与《朝鲜策略》有关的《续怀人诗》咏金弘（黄遵宪写作“宏”）集一首。《人境庐诗草》1911年初版本诗后有长注：
朝鲜金宏集。光绪六年曾上书译署，请将朝鲜废为郡县，以绝后患，不从；又请遣专使主持其外交，廷议又以朝鲜政事向系自主尼之。及金宏集使日本，余为作《朝鲜策》，令携之归，劝其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彼国君臣集众密议，而闻者哗噪。或上书诋金为秦桧，并弹射及我，谓习圣教而变夷言，盖受倭奴之指使，而为祆教说法云。
而《笺注》本只保留了“朝鲜金宏集”五字，其他一概删去。在更早一年写成的《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刊《学术界》2000年1期，收入《晚清社会与文化》一书时，改题《黄遵宪与日本明治社会》）中，笔者也指出过，《续怀人诗》为“琉球马兼才”所作者也有类似的删节情况。取此两处为示范，与《黄遵宪集》比照，因编者未参校他本，完全照录《人境庐诗草笺注》，故毫不知中有阙失。
本来自期以“重视著作底本选择，增强可信度”（编者《前言》）为一大特色的《黄遵宪全集》，可惜也未能尽如其言。关于《人境庐诗草》的底本，在《编辑说明》中却是含糊其词：
据刻本，参照钱仲联先生的《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本，原诗夹注从页末注移至正文，长诗分段有所归并，每首诗加编序号。整理时参考了高崇信、尤炳圻校点的《人境庐诗草》（1930年版）。
读了这段让人糊涂的“说明”，仍然无法弄清编者所用的底本到底是哪个“刻本”。而关于“原诗夹注”、“长诗分段”的改动处理办法，则应该全部是针对《笺注》本而言，因为在初刊本中并不存在此类问题（顺带提一下，钱注本的出版者实为上海“古籍”而非“人民”出版社）。
其实，仍以上举《续怀人诗》二首作标本，即可明了，《全集》所取的底本并非编者语焉不详的任一“刻本”，而实在是《人境庐诗草笺注》这一现代铅排本。因此，与编者的“参考”本对勘，才会在“朝鲜金宏集”之后的校记中出现“高崇信、尤炳圻校点《人境庐诗草》下有：‘光绪六年……’”诸语（《黄遵宪全集》130页）。
按说，整理已刊古籍最基本的做法，是以作者自定本或初刻、初刊本为底本。实在因一本难求，退而求其次，也应选择比较好的校勘本，将其与自定或初印本反复核对，改造为接近善本的工作底本。在此基础上，再与他本合勘，出校记。这里现成有梁启超1911年10月10日（辛亥八月十九日）为刊印《人境庐诗草》，写给黄遵宪从弟遵庚谈校勘的信，可为范例：
示敬悉，谨手校一过寄还。此中讹误尚二三十字，大约所校必不谬，即与原文不合，亦钞者笔误耳。其余有数处，未敢自信者，一一批列眉端，请再一查原文为盼。每卷末写初校覆校名极宜。吾侪既附骥，且亦当负责任也。朱古翁（引者按：即朱祖谋）所校之纸，别批缴。其中有商及韵脚者，吾侪万无奋笔擅改之理，听之。又有所不安适，欲在该句下用一注云“□□按：某字疑误，姑从钞本”字样，公谓何如？此按语，或用尊名，或用贱名，皆可。
按照这样的规矩编校出来的《人境庐诗草》初印本，有“弟遵庚初校，梁启超覆校”的保证，可以信为此中善本。何况，原稿（即信中所言“原文”）十一卷，本是黄遵宪“手自裒集”（《人境庐诗草》1911年初印本黄遵楷《跋》），属于作者生前自定本。
两种黄遵宪集的编者当然也知道应以1911年初版本为底本，却又不约而同均直接以《人境庐诗草笺注》取而代之，这自然是由于《笺注》确是目前通行各本中的善本。钱仲联先生尝自述其编校原则，“原刊本为辛亥日本排印（线装四册）。其孙能立于一九三W年六月再版行世（线装二册），原刊误字，再版中有已改正者，则从再版。原卷一至卷四钞本及卷五至卷八稿本，以及他家选本及诗话等，载黄先生诗，字句间有不同处，注于每句之下，不另为校勘记”。其博采多家，精审毋庸置疑。于是，二集编者既震于钱先生的大名，过于信赖其完善度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对水平，且此本又最易得（这点或许更为重要），便径以钱本作为工作底本，才会出现上述失误。而《全集》所“参考”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依据钱先生的意见，则是“率意妄改，兹不复赘引加驳”（《〈人境庐诗草笺注〉发凡》）的劣本。引为参校本是谨慎，但竟据此而不回勘初印本以作校记，则是大不应该。
实在说来，1911年在日本印行的《人境庐诗草》初版本并非难见之书，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犯规现象，还是躲懒心理作祟。殊不知百密一疏，此一“疏”对于点校古籍又是至关重要的底本选择，便很容易动摇读者对该书整体的信任。而两部黄遵宪集，一标注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一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竟也出现了如此常识性的错误，更让人倍感失望。
对于《黄遵宪全集》，还有几句话想说。一是此书校记多有遗漏。最明显的是其依据《人境庐诗草笺注》“钞本无此诗，盖后来补作”之言而加的说明，不知何故，时有时无。以卷三为例，其中只有《不忍池晚游诗》与《近世爱国志士歌》有记，在钱本中属同样情况的《由上海启行至长崎》、《西乡星歌》、《樱花歌》、《都踊歌》、《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流求歌》诸题却均付之阙如。二是此书印装为十六开本，两大厚册，放在书架上足够壮观，却是拿在手中阅读，极感不便，莫非也落入了“清史编纂”项目“形象工程”的窠臼？最后，此书连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其他各种，均采用简体字排版，也令人不解。但此事说来话长，不说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