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抄》，沈启无编选，黄开发校订，东方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4.00元
当年清华大学学生钱锺书为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写书评，有云：“
周作人说：“可惜明（按《近代散文抄》重印本此字作‘名’，兹据《苦雨斋序跋文》校正）人文集在此刻极不易得，而且说也奇怪，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书，留下来的差不多是秦火之余，更是奇货可居，不是学生之力所能收留的了。在这里，启无的这部书的确是‘实为德便’。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近代散文抄〉新序》）如是，好处有二，其一为“取”，其二为“选”。而在当时，大概前一方面更其重要。钱锺书于“选”略作商榷，对“取”则称赞一如周氏：“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校订者钩沉出胡适、林语堂皆由此书得窥公安三袁堂奥，亦可作为例证。
《近代散文抄》实开“一九三W年代的晚明小品热”之先”一大堆明人著作的丛书、选本跟风而生，于是“妙文”不再“久湮”，“古籍”亦非“难得”，此书在这方面遂不能专美于前矣。以后相关古籍陆续整理，即以这里入选的明清十七位作者而言，一半以上已有重新校订的全集或别集面世。检点该书附录之《抄撮书目》，称得上“不易见”者不大多了。
时至今日，《近代散文抄》的好处，应该更在周氏所说后一方面。校订者于此多所论述，归纳为：“《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我觉得若在两处“选出”前面添上“以自己的眼光”，也许更其周全。选本问题向有争议。鲁迅说：“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集外集・选本》）然而假如无力尽读全书，读者只能先从选本入手；又假如他记住鲁迅这番提醒，读选本就有收益――其实鲁迅自己后来也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的意思无非是读书不能止于选本，尤其不能止于某一选本。这里有个例子。施蛰存继沈书之后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具体人选和篇目取舍，差别非常之大。钱锺书说《近代散文抄》“选尺牍这一类的文字还嫌太少”，施书中就收录很多。十年后沈启无编《大学国文》，则又专辟有“书信尺牍一类文属之”一组。说来未必“后来居上”，还是各有特色罢。其实多读几种选本，也就可以避免鲁迅所说弊病。是以我很赞同校订者的话：“前述刘大杰、施蜇存和阿英的选本近来都重印了，再加上这当时影响最大的一本，也多少可以弥补一些不足。”
至于此书“可为研究一九三W年代的晚明小品热提供资料”，尤其是与周作人及其文艺思想的关系，校订者讲得相当充分，无须辞费。只有一点订正：“周著（按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抄目录》，目录后有俞平伯一则简短的附记，讲明了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以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查《中国新文学源流》，写这附记的是“平白”即尤炳圻，不是“平伯”。但这并不影响有关推论，《近代散文抄》的确曾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相辅相成。我因想到，所谓“苦雨斋四大弟子”，除了与师父来往比较密切外，乃是各有本事，才得以列名其间。沈启无正是因为编选了作用和影响都很大的《现代散文抄》，而不在乎他此外有何著述；这就好比俞平伯有《杂拌儿》、《燕知草》、《杂拌儿之二》，江绍原有《发须爪》、《英吉利谣俗》，废名有《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一样。附带说一句，以上各书，周作人均写有序或跋。
校订者说：“《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这正合乎周作人为沈启无下的断语：“他所弄的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圈子之外。”总的来讲即是如此，若论具体人选篇目，大概还是沈氏自行决定。却说周作人自己也编选过一本古代散文小品，现已亡佚。他在1926年说：“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周作人书信・与俞平伯君书三十五通》）1945年说：“至于资料，又渐由积聚而归删汰，除重要的几个人以外，有些文章都不收入，又集中于明代，起于李卓吾，以李笠翁为殿，这一回再三斟酌，共留存了十人，文章长短七十余篇。”（《知堂乙酉文编・关于〈近代散文〉》）《近代散文抄》与之并不完全一致，譬如周作人最推崇的李贽，沈氏即未阑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