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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逼出来的学术名著

2006-03-1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淮茗 我有话说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1921年,他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这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已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红楼梦考证》一文是在什么情况下撰写的?其写作目的、具体过程如何?不少读者则并不了解。

说起来颇为有趣,《红楼梦考证》一文并非胡适主动写成,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

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一位书商催生了一部传世名著,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里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所收汪孟邹、汪原放致胡适书信为主要依据,还原这段颇有传奇色彩的历史。

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著名学者的帮助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小说出版后,以其新颖的版式、标点,认真的校勘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在亚东图书馆所推出的十几种新标点本小说中,无疑以《红楼梦》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对学术史而言,它的出版,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从此,《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受到学界的关注,在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和推动下,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一起被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显学。

在这些新标点本小说中,以《红楼梦》的出版最费周折,这是因为该书篇幅大,成本高,且情况复杂。亚东之所以先出《水浒传》、《儒林外史》,就与此有关。正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言:

因为资本问题,商量来,商量去,《红楼梦》篇幅过大,不能不放到后面再出。

从汪孟邹、汪原放叔侄给胡适的书信来看,他们两人实际上是有分工的,汪孟邹作为老板,主要谈大事情,比如如何出版、销售,约请做序者等。汪原放作为校勘整理者,主要谈具体的事情,比如如何标点、分段等问题。

请胡适写《红楼梦考证》主要是汪孟邹在做工作。从汪孟邹给胡适的书信来看,这篇具有开创意义的宏文实际上是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产生的,胡适显得较为被动,并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么从容。

1920年12月4日,汪孟邹给胡适写信,第一次谈到为即将排印出版的《红楼梦》写序的事情:

红楼梦有一千二百页之多,阴历年内为日无几,拟陆续排完,待开正再行付印,约阴历正底二初即出版发行也。但排版费一项亦非千元不可,甚为不易。现拟发售预约,收些现款,以资补救。不识吾兄是拟代撰一篇考证,或是一篇新叙,请斟酌函知,以便登而告白。兄的北京友人中尚有熟读红楼,可代撰叙者否,所代接洽告知为荷。仲甫仍作一叙,已与他接洽过也。

请胡适写序,一是因为他此前已写有《水浒传考证》、《吴敬梓传》,似乎形成了惯例,《红楼梦》出版,也要写篇序;一是因为《红楼梦》篇幅较巨,刊印成本太高,需要胡适作序进行宣传。

胡适的回信现已无法看到,不过从汪孟邹12月11日的书信来看,胡适不仅对发售预约的事情持异议,而且还不大愿意做序。为此汪孟邹进行了说服工作:

所云红楼梦。共分三节,除怕有错误一节,由原放另行详达外,其怕滞销一节,有点与事实不符,炼业此近二十年,略有些经验,凡出版书籍,必须同类的至少有三五种,方可畅销,否则独木不成林,一定不行,不但毫无滞碍,且相得而益彰。儒林一号出版,销路不减水浒,且带销水浒不少,是其确证炼意。红楼销场将来必较水浒、儒林尚要加好。炼是一苦鬼,如果真无把握,决无如此冒险之理。此节请兄不必代为过虑。至吾兄因病不能做文,与红楼的材料最不好找,的是一个问题,使炼十分焦灼,但此事欲罢不能。一是告白早已大登特登,值问何时出版者非常之多,一是已排至八十余回,排版并纸版费近一千元之多,不但过缓势有不能,即今岁不卖预约,我的经济上亦将不许。现拟得吾兄许可后,即开始卖预约,至阴历年终截止,收回一千元的费,大约不难,阴历开正即行付印,二月初旬出版。炼意兄的病体虽未全好,但此叙至阴历正月底以前做好,并无妨碍,尚有三个月之时间,未识可以应许我否。此事关系亚东前途太大,请酌复,炼真无任感激也。

从汪孟邹的回复来看,胡适对《红楼梦》的出版没有信心,他担心新标点本错误,担心卖不出去。至于做序,他实际是想拒绝的,因为自己正在生病,且《红楼梦》的材料不好找。这让汪孟邹有些着急,他在书信中一方面给胡适鼓劲,让他不要为销售的事情担心,一方面又道出了自己的困难,《红楼梦》已经排了八十多回,资金投入一千多元,可以说是骑虎难下了,最后告诉胡适,做序的事情可以宽限三个月的时间。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作为老朋友,胡适是无法推脱的。但他对发售预约一事还是不满意。

为此汪孟邹于1920年12月14日写信,进行解释:

有正八十回本昨晚已快邮寄上,兄谓此种书卖预约不甚相宜,炼深以为是,故排印水浒时,拟卖预约,后即因此中止。但红楼卖预约,一是靠水浒、儒林的信用,因此二书排印校对舆论对之尚佳,二是红楼盼望早出版者较水浒、儒林尤著,来问的甚多,即卖预约,即有定期出版,盼望者较有着落,可以安慰。三是预约较特价尚要从廉,于买者亦殊经济,四是排版并纸版费已近一千元。纸张飞涨,年外更费,不得不办好若干刀,须巨款,年关之过,甚属为难,是以预约出于不得不行,但事实上亦尚可以行也。

寄有正本过去,说明胡适已经答应写序,并开始寻找材料。对于发售预约一事,胡适和汪孟邹的看法不同也是很正常的。胡适是局外人,会更多的从社会反应方面着眼,而汪孟邹是书店老板,面临着资料缺乏的实际问题,卖预约则是个解决燃眉之急的好办法。胡适虽然反对,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并反复解释,以求得胡适的理解和支持。

稍后,汪孟邹似乎有些不放心,在1920年12月19日的书信中又叮嘱了一番:

红楼的叙是一定靠得住的,感甚,感甚,广告所载的是叙,届时如改为考证,不但无妨,且更好也。

话说到这个份上,胡适已无推脱的余地了。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胡适并没有动笔。大约到1921年3月的时候才开始着手。1921年3月12日,汪原放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听说兄已着手做序,我更乐极了!

在1921年3月24日的信中,汪原放又提到这件事:

兄乘着罢课的机会便动手做《红楼梦》序,那是万没功夫做吴敬梓新传了。

据胡适的日记,他是3月27日写完《红楼梦考证》初稿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确实写得有些仓促。可见他本人也不满意,随后就让学生顾颉刚帮他补充材料,想重写一番。

1921年4月1日,汪原放给胡适写信,说自己已收到这篇文章:

你的信和《红楼梦考证》均已收到了!

《红楼梦考证》已经付排,大约一礼拜左右可以打一份清样,连同原稿寄上,还要请兄自己再校一遍。(原稿付印时,不得不加上几种排法记号,我想该不碍事罢。)

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当胡适被汪氏叔侄连劝带逼,赶着写《红楼梦考证》时,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到,此事对于20世纪红学的重要意义。其后,胡适多次提及自己撰写《红楼梦考证》之事,但省略了这些颇有些狼狈的细节。说句带些玩笑色彩的话,当时的胡适,想不成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汪氏叔侄都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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