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是《塔铺》引领刘震云进入影视圈,如今,他已娴熟得跨越在文学与影视之间，一部《手机》，又让刘震云大“火”了一把。有人羡慕刘震云以作家的自由姿态在两者间游刃有余,他说好的作家就应该在生活的浸泡之中！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喜欢飞翔的蝴蝶。本文摘自子水采访执笔的《提问中国文化名流》，世纪出版集
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定价26.00元
子水：谈谈在北大和《农民日报》的生活。
刘震云：北大四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学生活对人的知识积累、人生素养积淀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活能拓宽人的眼界，尤其是大学生活的氛围能够使人上升到一个高度，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
但一个人的习性、思维方式都不是大学生活能够给予的，它深藏在你的生活中，或者说你的“根”中，这种根可以说是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的影响，一种文化的影响。
其实我在部队就开始拿起笔，是受我的一个战友影响，他人聪敏，字写得也好，我特别佩服，觉得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于是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写东西。就这样写，到了北大读书也写，一直到毕业才有东西发表，所以现在的简历里说到写东西的时间都是从大学毕业开始算的。
我喜欢《农民日报》的那些哥们儿，我们那儿的校对，是我的错别字老师、足球老师、还是生活老师。他告诉我饿的时候别逛街，吃饱了再逛，不会乱买东西。我试了试，说得真有道理。
笨鸟的飞行
子水：听说姥姥是影响你一生的人？
刘震云：是的。由于自然灾害,父母很难养活我,于是只有8个月大时就跟着姥姥到了乡下。在那个贫乏的年代,一天天长大。外祖母活了95岁,留给我最大的遗产就是她老人家说的那句话：“三里长的麦子地,从这头割到那头,可不能直腰,直一回就想第二回第三回。”姥姥当年在地主家打工,因为农活干得好加之人品也好所以东家对待姥姥也不错。
1992年有俩德国人和我一起回老家看看,村里人见来了外国人都唧唧喳喳,姥姥很见过世面的样子，她坐在太师椅上,落落大方。
她问德国人：“你们从哪里来?”“德国，姥姥。”“你们怎么认识的?”“赶集，姥姥。”(德国人很幽默)。“那你们多大了?”“三四十岁了。”
“哦,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你们那里搞了吗?”
“没有。”
姥姥“噌”地一下从椅子上下来了,“毛主席让搞,你们为什么不搞?”
“德国人没听懂，所以就没搞。”“你们那儿划了多少地啊?”
“8分。”(外国人搞不清分亩的概念)
姥姥围着德国人转了一圈,说：“那你吃不饱。”
德国人又说是8亩。
姥姥又围着他转了一圈,“那你媳妇受苦了!”
后来德国人讲姥姥太神奇了。
子水：日常生活中，朋友们一般怎么说起你？
刘震云：所有跟我接触的人都这么说，本性憨厚！说白了就是“半傻不傻”嘛，所以朋友们跟我接触都比较放心。妻子更笑说我是金牛座的人，勤恳踏实又具有理性，因为憨厚又好奇，对生活中的事很敏感。
在日常生活中，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笨的人。但笨人是有好处的，所谓“笨人笨办法”，“笨鸟先飞”等，这让我比较勤奋，别人两分努力能达到的事情，我会经过八分努力去完成。
子水：你自己感觉是不是一个时尚的人呢？
刘震云：我认为时尚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时尚，时尚的衣服、时尚的发型、时尚的打扮，包括时髦的语言，拥有这些的人看起来特别时尚，是新人类；
另外一种就是“心”，“心”领导时尚。我认为一个作家外在可以不时尚，但他的心必须时尚。他必须憨厚和敏感地知道窗外的生活在变，而且速度特别快。
子水：喜欢酒吧这样的场所吗？
刘震云：除去一些社会活动，更多时候我每天早起晨跑、读书、写作。我很讨厌去的一个地方就是酒吧，我觉得那里烟雾弥漫、空气污浊，是《一腔废话》最大的滋生地！
一向不喜欢用手机、从不发短信的刘震云，却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手机》，与冯小刚导演的同名电影同时面市。从《温故1942》、《一地鸡毛》到现在的《手机》，他们彼此颇为相熟。他说和冯小刚在一起感受最多的是他的友善，这一点和其他许多人不同。他对冯小刚的评价是：他外在表现出来的东西和他的内心不是特别相像，他其实是一个挺忧伤的人。
冯小刚这样谈起刘震云：我还是一直渴望拍别人写的电影，这样的话对我有新鲜感，当然需要一个高质量的作者，像刘震云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我觉得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我相信他会把一个作品写得既好看又深入。尤其像《手机》这样一个作品，它和每一个观众――90%是手机持有者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银幕上下都能产生共鸣。这种“走心”型电影是刘震云的强项。
家庭是作家创作的另一本书。刘震云的太太和他是老乡，也是校友。当初他们假期一起坐火车回家时，他“充分抓住”表现自己的机会。原本是手上生皮炎贴了胶布，“女同学”问他原因时，却变成了特不经意但绝对具有杀伤力的解释：“嗨，拉小提琴拉的呗，在部队里咱当文艺兵。”直到今天，他太太想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会给他一句：“小刘啊，咱什么时候买把小提琴在家拉一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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