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早春二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在京城东北角一家茶馆里，著名清史学者阎崇年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关于“慈禧”的对话正在热烈地进行着。
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主政者之一，慈禧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在她当政的半个世纪，中国饱受内忧外患之扰，历经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慈禧留给世人的印象大多与“祸国殃民”有关，面对风雨飘摇的没落王朝，慈禧作为一国之君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因此对她的一生全盘否定，似乎并不符合辨证的历史观。卸去“女皇”的身份，作为女人的慈禧，其成长经历、性格特点、情感世界更能作为她一生功过的佐证。
二位与清代历史有着不解之缘的学者之所以有这样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始于向斯刚刚问世的新作《女人慈禧》。多年来醉心于中国宫廷历史文化研究的向斯，大学毕业后便到故宫工作，乾隆皇帝的母亲当年生活起居的寿安宫是他的办公地点。每日出入于紫禁城，终日浸润在殿宇楼阁、历史典籍中，向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接触更多的史料，更具体地感受昔日的繁华起伏。“在故宫待久了，史料看多了，历史在我心中就鲜活起来。”向斯如是说。
在《女人慈禧》中，向斯用小说般的笔法，从“女人”这重身份看慈禧，以具体到对话与心理活动等细节来描摹慈禧的一生，文字中穿插的诗句、唱词、奏章等以及每卷末附上的参考资料索引则凸显向斯严谨的学术态度。“我看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其时代的史料、档案和文人笔记，在书中尽可能地还原其本来面貌。书中几乎每一章每一节都有史料出处，并无戏说的成分。”可以说这种既感性又理性的写作风格赋予慈禧其人在平面的历史人物之外更立体的形象。
聪慧精致; 刚柔相济的女人
谈到对历史人物的臧否，阎崇年强调，“历史只能正说不能戏说。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牵涉到的资料包括正史、野史、档案、口碑。这些内容都有不可信之处，都需要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工作就是通过自己掌握的史料，将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这样再撰写历史就会接近真实”。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整个中国近代史都与慈禧有关，关于慈禧的材料更是繁多，“向斯从那么多材料中爬梳出来，抽出一些骨骼血肉完成一部传记，是需要多年的积累才能达到的。”阎崇年对向斯付出的劳动表示敬佩。
向斯认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在尽可能地依据自己掌握的史料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并不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当然完全不带个人色彩是不可能的。“《女人慈禧》是带有我个人色彩的人物传记。我利用我所能掌握的史料，把慈禧放在一个女人的位置，从她16岁进宫写到74岁去世，我心目中慈禧是什么样子，我就告诉人们她是什么样子。”
关于慈禧的出生地，目前存在多种说法，通过自己对于有关慈禧史料的掌握，向斯在书中表示，慈禧出生于今天北京西四的辟才胡同――一个优裕的满族官僚家庭。童年的慈禧非常聪明，由于个性过于强烈，并不太受父母宠爱。在喜欢《诗经》的父亲的熏陶下，从小就对诗文绘画感兴趣。家里给慈禧请了老师，她四岁就开始学诗文学画，直到16岁入宫，这为她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等到慈禧26岁成为太后，常常在储秀宫里和其他妃子及太监吟诵诗词，弹琴作画。
慈禧精通音律，能唱很多民歌，又熟读《诗经》、《论语》等古代典籍，即使面对咸丰皇帝也能对此侃侃而谈。“如果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慈禧算得上天生丽质，有出众的智慧和超群的胆识，特别是具有驾驭政权和役使群臣的统治才能。生活中的慈禧爱干净，作息极有规律。富于情调，爱好异常广泛，举凡读书、画画、散步、听书、看戏、养小动物、栽花种草以及服饰、美容等等都很热衷。这些都是十分健康的、有益的情趣。”向斯这样概括慈禧的另一面，“她几乎没有任何不良爱好，是一个生活上很健康，内心很精致的女人”。
抛开生活情趣上的种种，慈禧又是个性格柔中带刚的女子。这样的性格加上过人的聪慧，使她得以在后宫粉黛中脱颖而出，从16岁入宫获封懿贵人到26岁成为皇太后，无不闪现着慈禧把握机会的能力。向斯介绍，慈禧很欣赏康熙皇帝的名言：心欲细而胆欲大。她的人生原则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要让他一生都不痛快！这一点在她的一生的决策中多次体现。
尽管书中对慈禧的情感世界着墨不多，但她与荣禄的缘分仍然令人注目，他们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不妨把我对慈禧的看法当成一家之言，但我并无戏说的意思。据史料记载，慈禧的初恋情人确是荣禄，他们之间的缘分也是有据可查的。”向斯严肃地说：“咸丰二年的时候荣禄还只不过是个八品官，在这个职位上很久没有升迁，自从慈禧掌权并发现他，他便官运亨通，很快升至一品留京王大臣。为什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如此信任他？为什么在慈禧最危难的时候，从祺祥政变到逃亡西安，荣禄总是及时出现在她身边？”不可否认，荣禄是慈禧一生众多的谜案之一。
有功有过; 自私误国的“女皇”
慈禧16岁入宫，咸丰皇帝很快就发现，少女兰儿（慈禧）有着惊人的政治热情和用人天赋。于是，咸丰皇帝乐于享受，任由兰儿介入政务。二十出头的慈禧就已经展开她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涯，她经历了四位皇帝，从贵人到贵妃到太后，一步步接近并掌控政治大权。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慈禧既有积极、开通的一面，更多的是自私、狭隘、专权。随着她年华老去，大清帝国也终于走到尽头。
向斯认为，作为“女皇”的慈禧并非一个孤立的人物，她的一生同那个时代紧密相关，要想在研究中更接近她执政生涯的真实，就要对她历经的四位皇帝、曾国藩、左宗棠、荣禄等同时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史料有所掌握。向斯无意在书中为慈禧“平反”，他只是觉得应把慈禧执政中有限的积极、进步一面传达给读者：她大胆使用汉人，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官员；她平定了太平天国，使大量有才能的汉人进入封疆大臣的行列；她主张对洋人采取强硬态度；她坚决反对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她鼓励光绪皇帝大胆对联军宣战；她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慈禧的一生当然有她积极的一面。”阎崇年同样这么认为，“她重用了几个对江山社稷举足轻重的汉人，为国家积聚新的政治力量。她还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国留学的幼童，也是在慈禧的支持下促成的。”
人们对慈禧“祸国殃民”的印象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慈禧从26岁发动政变掌权到74岁去世，统治中国48年，从咸丰到宣统，清王朝是每况愈下的，她自然要对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负责。不管这当中有多少客观原因，作为执政者，慈禧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斯说，“这期间中国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科技方面，都发展缓慢。对内同太平天国的斗争，面对西方外敌的入侵，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慈禧始终没有很好的对策。因此给人感觉她是个不可原谅的历史罪人。”
对于清末的这些问题，阎崇年更加具体地谈及慈禧的个人责任：“首先是对恭亲王奕?和荣禄的使用。奕?偏向于改革，荣禄偏向于保守，但是慈禧把奕?废掉，自然就堵塞了国家改革的道路，重用荣禄就使国家朝着更加保守的方向而去。面对戊戌变法，慈禧过于强调个人权力的掌握，没有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搞政变把光绪囚禁起来，把主张革新的人杀的杀关的关，驱赶的驱赶。慈禧在光绪年幼的时候‘垂帘听政’对稳定政权尚算有些意义，但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慈禧的做法是历史的倒退。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皇位继承要经过贵族会议讨论，还有一点贵族的民主，还是为了国家、民族选最优秀的继承人。而慈禧选择皇位继承人局限在爱新觉罗和叶赫那拉两姓的交叉点上，这自然选光绪，不是选优而是选亲。另外，慈禧对义和团运动处理不当，没有在政策上很好地化解矛盾。
不过阎崇年还觉得，清朝最终覆亡，可以说是多因一果，责任并不完全归咎于慈禧，如果当时让同治或光绪来执政，也未必就能改变清王朝的状况，也许中国衰落得会更厉害。毕竟慈禧还是善于用人的，也能笼络一批人才，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绪）宣（统）哀世的基因。那些基因不停变化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灭亡。”阎崇年语重心长地说。
在女性和政治人物之间，全面地还原慈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是一位柔中有刚，刚中有柔的女人，她的政治人生中富于女性色彩，宫闱生活之中又有着“女皇”的印记。“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一个不顾后果的女人，一个败家亡国的女人。”或许向斯对她的这句评价更接近真实的慈禧。
 | 阎崇年：著名清史学者，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满学会会长。多年致力于满洲史、清史及北京史的研究，著有《满学论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努尔哈赤传》、《正说清朝十二帝》等，其中《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深获学界好评，读者反响强烈，掀起出版界"正说历史"之风。 |
 | 向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员。在故宫工作多年，潜心于中国宫廷历史、文化研究，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出版多部相关著作。著有《乾隆养生长寿秘笈》、《中国宫廷善本》、《中国宫廷御览图书》、《女人慈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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