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7日，著名的哲学史家刘文英教授逝世了。至今已近1年，每想写些文字以资纪念，但总不忍唤起对他临终前一些伤痛的回忆。
刘文英教授和我是同乡，同为陕西乾县人，又是中学校友，同毕业于陕西乾县中学。我比文英痴长几岁，我高中毕业时，他方入初中，所以那时还不认识。我高中毕业后入南开大学，他
文英教授为人相当低调，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反差很大。他来南大之前，曾任兰州大学哲学系主任。来南开是由于方克立教授要到新的岗位，请文英来接替他在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的博士点工作。来南开不久，他在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就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为众多教授们所称赞。最具影响者是他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1989年中国科学出版社）一书，他纠正了西方学者弗洛伊德的错误观点，开辟了中国的新梦说。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们的潜意识思想活动，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又认为这种潜意识来源于人的本能，是被压抑的人私欲的满足和兽性的发现，即人性欲的冲动，刘文英根据中国古代的梦书，指出梦有正梦、噩梦、思梦、喜梦、惧梦、寐梦，以无忧无喜的正梦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思梦居多，有善也有恶，有美也有丑，因为在人的潜意识中也有一种不自觉的道德良知，并非都是人本能私欲的满足和恶劣性欲的冲动。他用中国的天元太极图来说明精神系统的结构形式，自觉意识为太极图的阳面，潜意识为太极的阴面，阴入于阳，阳入于阴，“负阴而抱阳”，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新梦说的要点，他特别指出由于梦中潜意识的活动不受任何约束，它能给人提供某种认知上的启示或警戒，所以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如果你需要从事一项伟大的创造，那还是睡个大觉再说吧！梦有助于思想的解放，梦将给你打开广阔的思维，梦将可能给你重要的启示。”
他的这部著作出版后，即在中国哲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诸多评论认为他开辟了中国新梦说的崭新领域，填补了科学研究一项重大空白，尤其得到大科学家钱学森的高度评价。1991年4月25日钱学森给刘文英的信说：“写这封信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因为您解答了精神学一个根本问题。我读后深受启发……是您纠正了Sperry以及其他人的这种局限性，把研究推展到文化、宗教、文艺理论和哲学，用综合集成的方法……为研究人脑这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打下了基础。研究方法超过前人，完全正确。”（《哲学研究》1991年6期）随后1993年台湾（晓园图书公司）即出版了繁体字本，韩国（东国文选）出版了韩文版，1996年出版了英文版，1997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日文版，饮誉海内外。随后他在研究潜意识思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了人类的原始思维和原始文化的关系，这是一项横跨思维学、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诸多人文学科综合的研究。除了吸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外，主要是站在新的认识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的成果和看法，证明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尽管不同，但人类的原始思维过程几乎是相同的，都是经过“意象―动作―概念”三个历史阶段。1996年，他的60万字皇皇巨著《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出版（中国社科出版社），立即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站在这一学科的最前沿同西方人对话”。于1998年获国家教育部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连续两次获得教育部一等奖，这在改革开放后的南开大学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天津高校和社科界没有的。他先后出版专著11种，除这两部获全国大奖而外，其他也多获省部级奖。刘文英教授是我所接触到的天津社会科学界郑天挺、雷海宗、陈国符之后最具学术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治学的特点是不受师承门户之见的束缚，善于吸收众家之长，独立思考而成为一家之言。他虽是哲学专业出身，但能兼收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心理学诸方面的学说而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能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双重眼光审视中西哲学和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取长补短，建设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新文化。他在逝世前2002年出版的《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就是他在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给中国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若天假以年，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可惜，他在学术的盛年不幸逝世，这无疑是中国学界的一大损失。
刘文英教授生活极端简朴，身居闹市，又为大学教授，仍然保持着我们陕西人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他很重亲情，1998年他哥哥身患重病，他将所获第二届社科奖的奖金全部寄去为他哥哥治病。他为人过于低调，在病中也不愿意让人多去看他，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劝我不要常来，这也使我产生了疑虑，怕常去看他，增加他的心理负担。2004年春天他第一次住院确诊后，他夫人曹田玉副教授即告诉了我他病的实情，手术后一段时间效果良好，回家疗养，我总以为无大碍了，谁知第二次住院后，遂不复起，2005年4月27日早晨他夫人告诉我文英已于凌晨45分逝世，我几乎失声痛哭，如晴天霹雳。虽然我很早就知道他的病情不佳。但也没有想到就那么快他辞世而去了。我很遗憾，他有那么多的著作，成就又是那么突出，和我关系又比较密切，我却无暇多和他交流，从而对他的学术有进一步的了解。
哲人已萎，友朋西去，愿后来者承其遗愿，使他的学术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