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33.80元
一、多彩的成都“街头文化”
现代城市街头的功能主要是交通。可是，在过去的某些城市里，街头还担负着比交通更重要的功能，这正是《街头》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书中说：“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负担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的载体。”
该书首先介绍了19世纪下半叶成都各色人物在商业、日常、社会、庆典四大空间中所展开的各项活动。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繁荣的城市，街头是店铺之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除了特殊的集市外，日常的街头市场种类繁多，有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还有游动的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街头不仅作为市场，而且成为工匠的手工工场。工匠们当街制造产品就地出售，制作的产品五花八门。
成都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人们在街头购物、聊天，互通信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斗蟋蟀、斗鸡，观赏街头艺人的表演等；有的人还在街头喝酒、吃饭。孩子们喜欢在街头放风筝，观看西洋景（即通过一个小孔看图片），做各种游戏。
作为重要的社会空间之一的茶馆，在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一句当地的谚语说“一市居民半茶客”。有人甚至认为四川人离开茶馆就无法生活。茶馆是成都社会的缩影，它集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为一体。茶馆是人们休闲的好去处。茶客在品茗之余，还可享受各种服务。有些茶馆成为市民的会客室和特殊人物洽谈业务、生意的特定场所。茶馆还是“半民事法庭”，在茶馆调解民事纠纷被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
乞丐是成都街头最具特色的人群。作为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一些乞丐自己组织起“丐帮”，设法自我保护。“丐帮”为三、五十人的集团，有一位公认的帮主或“王”，也许正如《巴黎圣母院》中的乞丐王。有一个名叫罗永培的乞丐王甚至有自己的名片。有组织的乞丐有时竟然敢于挑战当地的权势人物。1928年，一位川军师长为庆祝五十大寿举办盛宴，成都很多重要人物前来捧场。不料近三百名乞丐突然出现，毫不客气地落坐于几百张餐桌前，准备大快朵颐。师长虽然拥有重兵，但是在喜庆的日子里向前来“祝寿”的市民动用武力显然是不合适的。为让那些乞丐尽快离开，师长的副官允诺，送与他们一些钱粮。乞丐的“虎口掏食”显示了卑贱者的智慧和弱者的力量。
该书的第二部着重于20世纪初的社会改良，第三部把重心放在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都是论述社会转型对于街头文化的影响。
二、一部别开生面的城市史
《街头》一书在美国出版后不久，在西方学术界即引起“好评如潮”（“译后记”）。目前中国学界也开始有一定的反响。中外学界对该书的评价主要在两点，首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它描写了下层民众生活，填补了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研究的空白。第二点是把城市史的眼光从沿海转向内地，从发达城市转向欠发达城市。据笔者所见，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
“街头文化”这个词是该书作者的独创，在他于1998年题为Street Culture的论文发表之前，英语世界并没有这个用法。这个词体现了一个新视角，即从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来观察城市的面貌和发展。实际上，选择成都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的街头文化最丰富，而街头文化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成都所保留的传统文化较之沿海、华北以及华中的城市多得多，……我们可以因此观察到不同于北京、上海、汉口或广州的‘另一个中国’。”
写下层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写，用何者的眼光来写则更加重要。为了重现消逝了的街头文化，作者发掘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资料基本上带有官方的眼光。所以，他力图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仔细分析每一条资料的来源和实际意义。同时，尽量利用一些文学资料和图片以补历史资料之不足。书中大量引用竹枝词，因为竹枝词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文学表现形式。作者还实地考察成都的茶馆，通过在茶馆与老人的谈话收集陈年往事；流连在僻静的小巷，探寻岁月刻下的痕迹，以今天的残留文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活。
街头文化是下层民众自己创造的。摒弃精英们的偏见，从下层的眼光来描述成都街头文化，不仅更生动和全面地再现了历史画面，而且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此前的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过于强调现代化的意义，把城市史等同于城市现代化史，所以对发达城市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对像成都这样的欠发达城市则缺乏应有的关注。例如上海史在近20年来成为公认的“显学”，仅西方正式出版的上海史专著就多达50部，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300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史研究译丛》前言）。这一方面造成研究范围的狭窄，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城市文化的丰富内容。人们关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忽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街头》描写丰富的城市街头生活，从而使城市史充满活力。同时，它从民众的眼光看社会转型，既充分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注意到现代化给民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往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大多偏重于城市建筑、城市制度及城市发展，对“人”则缺乏关怀，是“无人”“无生活”的城市史，可以说是有骨头少血肉。近来的城市史，尤其是西方学者的作品有所改进，如描述上海的警察、商人、妓女、上海特殊族群苏北人等。但主要是对某部分人群的分别介绍，而且没有充分重视“空间”的意义，或许可以说是有血肉而少骨头。《街头》最突出的特点是有骨头有血肉。“骨头”就是书中明确指出的城市“公共空间”，血肉就是生活在这些空间里的下层人及其活动。正因为“肢体”丰满、健全，而且活动频繁，内容丰富，所以它是一部充满了活力的城市史。
三、层层深入的研究
《街头》的作者王笛，现为美国得克萨斯A & 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2001年再版，2002年台湾繁体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与之不同的是，《街头》“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不过，《街头》并未忽视精英们的作用。书中论述了精英对街头文化从敌视到改造，以及与民众从对立到合作又分离的复杂过程。
《街头》的研究是宏观与微观结合。目前该书作者的研究集中于茶馆上面。“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其英文新著《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1900―1950》即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他正在撰写其成都茶馆研究的第二卷（1950―2000年）部分。可见，作者的研究在步步深入，已进入“微观历史”（microhistory）的范围。据他所说，“微观历史”在西方史学中已有一定的进展，但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则基本阙如。从区域研究到《街头》，又到“茶馆”这“三部曲”就可看出作者不凡的学术功力。
这本书还给我们一种启发。现代城市的街道越来越美观，街头越来越繁华，但是却缺少街头文化；人们只是街头的匆匆过客，城市因此而缺乏生气。那么问题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街头文化吗？《街头》的作者毫不隐讳他对传统街头文化的眷恋，历史和现实是否能有同样的需求？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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