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一些书是用生命写成的，郭琨同志的新作《心系长城站》就是如此。
郭琨，在20多年前中国人向南极挺进的日子，曾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七次赴南极，是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他领导建成了
这个出生入死，在南极的暴风雪中顽强拼搏的铁人，却在事业的巅峰被病魔击倒了，被迫退休，辗转病榻，死神的翅膀不止一次擦身而过。然而凭借着坚强的意志，郭琨战胜了死神，他终于站了起来。在朋友们的鼓动下，他艰难地握起了笔，花费了几年时间，写下这本内容翔实、文笔朴实的回忆作品，把读者带回到了那已成为历史的峥嵘岁月，中国人第一次挺进南极的日日夜夜。
由于作者在南极考察建站中的特殊角色，他的视角与众不同。书中披露的有关我国开展南极事业的内幕，是特别珍贵的史料。众所周知，南极考察探险在西方始于18世纪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开始南极考察。不过，早在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南极考察就是讨论的议题之一。1957年，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要研究极地。”他还建议选派留学生学“极地”专业，作好人材储备。冰川学家谢自楚便是按竺老的建议，第一位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极地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科学界已有南极考察的想法，有关部门也曾有过类似的计划，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南极事业推迟了几十年。
1978年是一个转机。著名海洋学家曾呈奎教授致信方毅副总理，鉴于1984年是第四届国际地球物理年，重点之一是南极考察，他建议我国也应积极参加。方毅对曾呈奎的建议很重视，作了批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批示立即推动政府决策机构高效率地运转了起来，中国人几百年的“南极梦”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1979年，《关于筹备南极考察的意见》正式拟定，接着派出去、请进来的学术交流频繁开展。我国相继派出几批科学家和有关人员访问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阿根廷、日本等国的南极研究所和南极科学站，实地调查南极建站和开展科学考察的要求。外交活动也正式启动。1983年，我驻美大使章文晋向《南极条约》保存国――美国递交加入书，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与此同时，我国首次南极考察建站的准备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下，考察船的维修改装，长城站房屋的设计生产，发电、通讯、车辆、气象等仪器装备和各种物资的准备，以及考察队的组建和成员的培训，都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由此可看出，首次南极考察是一个千头万绪的系统工程，而一旦上马，各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首次南极考察建站能够做到“万无一失，马到成功”，这是很宝贵的经验。
《心系长城站》还详细地记录了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的全过程。太平洋的狂风恶浪，南极洲的暴风雪，南大洋考察遇到的风暴，各国考察站之间的友谊，作者都以简洁而朴实的文字一一作了介绍。1984~1985年南极那个多雪的夏天里，中国科考队在南极建站，最令世人关注。南极的夏季短暂，天气瞬息万变，海洋狂风恶浪，光是把500多吨建站物资从大船运上岸，就花费了17天，而留给建站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作者细致入微地记述了他们迎风冒雪，夜以继日，在冰原雪野上修筑码头，凿开冻土，打下地基，组装房屋，以及安装通讯天线和发电站的日日夜夜。长城站从开始施工到建成仅用了27天，这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自豪的成就。
我一直认为，我国重大的科学探险和科学考察活动，都应该由参与的专家学者记录成书，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最好形式。因此，《心系长城站》的出版令我感到特别的欣慰和高兴。
（《心系长城站》，郭琨著，海燕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