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因为是不同媒介，它们都有自己的规则和界限，有自己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独特方式。如果把小说比喻成童话，电影则有如梦境。童话基于现实所没有的自由和人最深层的本能，梦则是隐含逻辑的现实碎片。
“在早晨，她就是洛，普普通通的洛，穿一只袜子，身高四尺十寸。穿上宽
1962年库布里克的《洛丽塔》。夏洛特太太送亨伯特离开。中年男人一眼瞥见了草坪上的比基尼少女。她斜躺着，沐浴在阳光之下，头上戴着一顶圆顶阔边太阳帽，一副心形太阳镜夸张地架在青春的脸上。她正随着收音机的音乐漫不经心地打着拍子。当她母亲叫她跟亨伯特先生打招呼时，她调皮地从眼镜上方打量这位不速之客。本不准备租房的亨伯特教授即刻改变了主意。他一语双关地回答夏洛特太太的疑问：也许是因为她的“樱桃派”。1997年的《洛丽塔》，多米尼克・斯万此时则穿着一层薄纱似的衣服，花园里喷出的水洒在她身上，青春的胴体隐约可见。
穿着不同衣服出场的洛丽塔，暗示了两部影片不同的基调。1962年的比基尼少女暗示了肉欲，1997年的却在肉欲中包含了审美。
库布里克的影片里有一种滑稽的幽默感，令这个有些变态的中年男人娓娓动听的爱情表白有些过火的可笑。夏洛特太太神经质的言行举止，她和亨伯特近似于闹剧的结合过程，以及亨伯特暴君般的对洛丽塔的占有欲，他夸张的情感宣泄，都令这部描绘成年人在诱惑面前自我毁灭的电影，拥有了冷峻的基调，和上帝般的嘲讽气度。
亚德里安・林恩的《洛丽塔》却是情深款款之作。一个强迫者，一个为了满足自己变态欲望而不惜囚禁另外一个人的中年男人，成为一个令人同情的大情圣。影片始终保持和亨伯特同等角度，好像他为爱所受的苦，便可以掩盖他欲望本质的自私和无情。
而小说保留了大量的留白，每位读者都可以在此写下自己的读后感。在我的心目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人相连，没有一个独立的洛丽塔，惟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洛丽塔和亨伯特是一种囚犯与狱卒间的反常的亲昵关系。因为他们一个占有权力和资源，一个却孤苦无依，“她无处可去”，她甚至尚未成年。
女作家伊丽莎白・珍威(EIizabeth Janeway)认为《洛丽塔》包含了莎士比亚性质的悲喜剧意味：“我认为亨伯特的命运寓有传统的莎士比亚式悲剧性……亨伯特是个受情欲驱使的普通人。他的觊觎洛丽塔到了不把她当作人的地步，只把她看作梦想虚造的肉体――这种狂情还不是宇宙性的，永恒的？”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优势，恰恰是小说才具有的可能性，每一部电影，往往只能给出一种。
据说《洛丽塔》出版以后，美国人再也没有人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洛丽塔”，小说已经最大可能地干预了现实，并再次证明了童话比现实更加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