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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叙事与精神返乡

2006-04-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悦笛 我有话说

陈年的《归去来》是一本“很诱人”的“私人叙事”文本。这是一串关于“60年代人”的质朴的“成长经历”。这是一部颇具“原生态”意味的、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变奏曲”,也是一部对已被斩断的“血缘共同体”心存依恋的“思乡曲”。

正如《归去来》书名所示,它本身就意指一种“无根浮萍”之感,抑或一种失去

根基的漂泊之叹。那种生存的“间离感”与“非确定感”,始终如幽灵般弥散在整个作品当中,这也许是许多当代中年人的心灵写照。

作为主人公的“我”一直是“归去来兮”!从出生到当下,“我”皆处于一种“游移”的、“游离”的生存状态里面。对于血脉相连的老家闻喜县而言,“我”终究是一位行将离去的“外乡人”;对于“异地求学”的大连来说,充满80年代浪漫激情的“我”则又超离在整个大环境之外,作为“外来者”而不断地思乡;对于回返到的家乡而言,“我”却又找不到自己的原本的位置,但仍深知终有一日要离开这里,因为原本就不属于这里;对于最终落脚的京城来说,这只是“我”的一个“谋生”的城市,已被90年代的实用精神所浸渍的“我”,却还是更要不断地返乡……这样,《归去来》便拥有了一种不断被演绎的“返乡模式”。

整部小说,都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对故乡的“精神还乡”。奶奶,这位被灌注情感最厚重的人物,好似是“精神还乡”的最终寄托,也是“我”四处漂泊但又有所维系的“根”,甚至化作了故乡文化的“符码”。当然,还有三爷爷、小爹和童年的那些伙伴,他们一道形成了延续了千年百载的“血缘共同体”。“我”正是来自于兹,又成长于兹的。然而,这种血缘的维系却随着孩子们的离去,而慢慢地被打破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变迁使然,也包孕着一种难以回返的无奈。从头至尾都是一种“异在”的“我”,在奶奶与三爷爷逝去之后,更面临着“根归何处”的难题,这也是全书最后留下的“未定疑点”。

《归去来》叙述了三个连缀起来的生存的世界:“孩童的世界”―“青春期的世界”―“成年的世界”。首先叙述出的,就是必将“终结”的那个素朴、和谐的“古典世界”,那里也许就是中国人可以复归的精神家园。由“我”的视角观之,成人的世界亦是与“我”相交集的,成人的思维倒像是孩子,而孩子也能懵懂地理解全部世界。

如果说,在孩童的世界里面,历史变动的背景是“远去”而仅是间接相关的话,那么,在青春期的时代,“历史景深”的塑造和影响则越来越明晰了起来。因而,青春的感伤、浪漫的理想以及“家国天下”的豪情,便充分地交织和纠结在一起。

最终,“我”成人了,而被推入到“成年的世界”,千年难易的历史背景此时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我”却在物欲化的现实世界里彻底迷失了“自己”。这恐怕是因为,赖以存在的血缘共同体在慢慢逝去,曾经火热的激情也归于死寂,似乎来路和归途都走不通。似乎只有回望,只能回望,只有余响,唯有余响……

这便是《归去来》的三步曲,走到当下,也最终失去了方向。整部小说基本上是一种回望,在余响里的回望。离当下越远的,看得越清楚,离得愈近反倒愈迷茫。这些似水流年,只能在“我”的记忆深处闪耀和闪回,并不断地被“我”完形出来。这里面,那种“走出与回归”被反复上演着。地理上的位移,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思乡加返乡,这种状态似乎是中国人整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深度心理。

《归去来》的形式尽管是个体化的追忆,但是跨越了几十年的故事,却在叙述着当代中国人的宿命。

古人叶燮的《原诗》曾论“才、胆、识、力”对创作的影响:“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读罢《归去来》,觉得作者“才”与“力”皆备,但“胆”却似乎稍欠了些许,关于女人,关于政治大事,关于异国经历,关于原始积累,不知是春秋之笔法,还是真的乏善可陈?这也使得全书的叙事线索,越临近终结,就越显弱化。或许,有真诚的面对自己,才能将作品的真正力道呈现出来,隐匿在故事背后的那种大识,才能应运而生、随机而成。

(《归去来》,陈年著,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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