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援引了《人民日报》编辑李辉的一段话：“现在副刊和文学的关系和作家的关系是越来越遥远。新闻对副刊的渗透甚至取代使副刊的文化品位失却。副刊大多变成了快餐文化。现在作家已经不愿意在副刊发表文字，在副刊发表文字被作家看成是有失身份和损害文学品质的行为。作家和
其实，自从1872年《申报》的《瀛寰琐记》问世以来，报纸副刊一直是文人抒怀遣兴，笔墨寄情的重要园地。很多名家都在副刊上留下精彩的笔墨。从五四起始，近25年报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20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社长对于副刊编辑不当作职员，却有朋友帮忙意味。如孙伏园、徐志摩、刘半农诸人作副刊编辑，就是这种情形。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这个趋势在北伐成功后有了点变化，由于刊物杂志兴起，副刊有一个时期就衰落了。但从九一八以后，副刊又成为文学运动最适宜的工具。如以东北言，一切书报不易出关，但关外报纸却大量转载国内副刊上作品，成为沟通国内情绪最重要的读物。
而现在中国的报纸副刊萎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曾经跟一位在党报编副刊的朋友聊天，她无奈地说，虽然我们还保留着一块纯文学阵地，但她们的副刊是每周一期（一个版面），还要发一些文化活动之类的报道，所以，真正可以发表文学作品的版面也就少之又少了，很多文学作者的稿子根本就无法发表，包括很多来自外地作者的优秀的稿子。
面对报纸副刊的转变和消失，真不知是报纸的悲哀还是文学作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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