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先后看到几位评论家写文章，均对李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提出了或委婉、或直率的批评，认为这不仅限制了作家笔下作品走向更高的审美层次，而且对整个散文创作亦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不能说这样的观点全无道理，事实上，我们读存葆的散文，确实能感觉到一种由语言的文白间杂所造成的文气的雕琢与阻隔。然
如众所知，汉语和世界上一切发达、成熟的语言一样，都具有信息传递和艺术审美两种功能。在正常情况下，汉语的这两种功能，应当分别在应用文本与文学文本中得到相应的体现和发展，并经过不断的探索、实验和积累、完善，逐渐形成各自的语言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语言虽然也有相互交叉重叠的地方，但总起来讲，却是各派用场，各负使命，因而也各有特征，各具优长。以信息传递为己任的应用性语言，重在直接的交流、沟通或报告、陈述，因此，它只能将简明、准确和通俗、实用推向极致，从而影响对象的行为；而以艺术审美为目的的文学性语言，旨在表达作家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形象储存，这决定了它必然把创造性、自足性和“陌生化”放在首位，由此撼动对象的心灵。如果以上说法并无不妥，那么，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中国作家，一旦开始自己的文学实践，就应当全力打造和积极倡扬文学性语言，或者说就必须潜心发掘语言的艺术审美功能，以满足精神创造的需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以来，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虽然也一再重复高尔基所谓“语言是文学第一要素”的论断，但在实际的语言表达上，却并不多么看重其艺术审美的品格和特性，而是不断朝着实用性和工具性靠拢。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对极富艺术审美特质的文言文的一概否定和排斥，以及对更接近实用和工具意义的白话文的一味肯定与推广。在这方面，如果说五四时期极端化和绝对化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已经决定了一个时代无法逆转的偏颇，那么，接下来左翼文学对语言大众化、通俗化的反复强调，乃至大声疾呼，更是无形中加剧和强化了这种语言的偏颇，以至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打量和反思这曾经的一切。
毋庸置疑，五四以降的几代中国作家，作出丢弃文言而亲近白话的语言选择，自有其合理和必要的一面――很难设想，面对空前严峻的历史环境和极端残酷的现实斗争，有责任、有良知的作家们，会仅仅满足于在语言的殿堂里寻章摘句和龙虫并雕，而不考虑用语言作武器，最大限度地唤起民众，救亡图存。只是，倘若单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看，这样的选择毕竟导致了对文学的某种伤害，并酿成了当代文学的明显弊端。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古汉语在文化修养中的淡出，与鲁迅、郁达夫那一代人相比，当代作家写出的作品，语言质地普遍不高。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篇章，其字里行间虽然有生活，有形象，甚至有思想、有感情，但却明显缺乏一种古汉语特有的凝重、端庄、优雅和洗炼，缺乏一种经典的书香里孕育出来的格调与韵致，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耐读性和境界感，同时，也影响了作品对民族传统的衔接和光大。至于当下散文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遣词直白，行文拖沓、言之无味，则是这种语言缺陷进一步滑坡的结果。第二，在白话文所要求的通俗易懂和简单扼要双重惯性的夹击下，当代作家所掌握的、或者说可供调遣的文学语言的词汇总量大幅度减少。关于这点，我们只要关注一下近百年来汉字数量惊人的递减和萎缩，即可作有根据的类推。据专家统计，中国的汉字至唐代已有约两万六千个；明代的《字汇》收汉字约三万三千个；清代的《康熙字典》收汉字的数量，是四万七千个左右，即使去掉弃字、废字、偶用字，也仍有不下两万个。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公布的常用汉字却只剩了两千五百个，连同次常用字，也不过三千五百个（参见王文元《汉语的雅与俗》，载《钟山》2004年第1期）。这种写字的人越来越多，字却越来越少的情况，无疑令人担忧。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作家如果使用一种词汇有限、结构简单的语言进行写作，那么，无论他是怎样的天马行空，才华横溢，其笔下的艺术成就，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论述至此，我们再来看李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即可有新的发现：作家是为了有效解决用现代白话写散文过于简单、过于直白、缺少变化的实际问题，而主动向古代汉语、向文言文寻求支援的。换句话说，存葆散文语言的文白间杂，其目的在于让古汉语中仍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实验性转换，在现代汉语中复活，是作家力求古为今用的体现。关于这点，作家在自己的散文集《大河遗梦》的“代序”中，有非常明确的告白：“在散文创作中，我们不应过分喜新厌旧，不薄洋人薄祖宗。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古人谋篇钩深致远，古人行文百锻千炼。若无春蚕吐丝之累，杜鹃啼血之苦，焉能有那令人扼腕的天章云锦。”“西洋书籍固然可以给我们的散文挟来灵气……但若无祖宗开掘的那悠远厚重的散文长河的溉泽，我们的散文园地里怎会有修茂之树，葱茏之林？”应当承认，在当今文坛普遍重横向移植而轻纵向继承的语境中，作家能有这样一种认识和追求，还是值得珍视的。至于作家散文里迄今尚见的语言的雕琢和生硬，那不过是因为功夫还没下到家，以至对语言的摆布还一时无法进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境界，但它们丝毫不能说明，作家这种追求本身的无理由和不可取。顺便说一句，由于时过境迁，包括笔者在内的当代作家，已经无缘真正进入古汉语的氛围，去接受它的熏染和浸泡，这使得我们在主动借鉴古汉语的营养时，往往更多停留于单纯的词汇撷取或孤立的语法镶嵌，而这样的语言借鉴，通常是可以见其形，却难以见其神；可以渐入佳境，却难以真入化境。存葆对古汉语的借鉴是否也是如此呢？这或许值得我们再写文章，另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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