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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

2006-04-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娟 我有话说

《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剧照; ;《西方世界

的花花公子》招贴画;

最近爱尔兰作家约翰・辛格的戏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登上了中国舞台。这次公演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是经过改编的中国版本。外界的宣传卖点有三:一,辛格是爱尔兰著名剧作家;二,郭沫若20年代译出此剧后从未在中国上演过;三,此次上演的是本土化的戏剧,即所谓《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国版。宣传资料中称这次的演出将“用全新的当代中国视角,解读一部爱尔兰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剧作”。我们先从前面的两条说起,来看看辛格这部戏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辛格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与写作《朱诺和孔雀》、《犁和星》的奥凯西是阿贝剧院最重要的剧作家。他比叶芝小6岁,去世却早得多,才活了38岁。作品加起来是6个剧本,还有一些诗歌、散文和翻译。《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宣传资料上说的郭沫若20年代译过此剧,指的便是他署名郭鼎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2月出版的《约翰・沁孤的戏曲集》。这本书封面以白色作底,上方绘有一对西洋男女装束的男女在牵手跳舞,男士另一只手握着高礼帽,女士以手轻提裙摆。图案下方从右至左标出书名:《约翰・沁孤的戏曲集》。其中收入了辛格的6个剧本,分别为《悲哀之戴黛尔》、《西域的健儿》、《补锅匠的婚礼》、《圣泉》、《骑马下海的人》和《谷中的暗影》。郭老还写了一篇《译后》,介绍辛格的生平和戏剧创作的情况。郭沫若译了约翰・辛格所写的全部6个剧本,中国现代话剧的倡导者张彭春曾在1928年导演了《圣泉》。到30、40年代,介绍辛格的文章还有汪馥泉的《约翰・沁孤的生涯及其作品》、石灵的《约翰・辛格戏剧的题材》等。

在《约翰・沁孤的戏曲集》一书中,郭老将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译为《西域的健儿》,即如今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剧中的父子两人分别译作老马洪和克里司突・马洪,故事场景安排在爱尔兰的一个小酒馆里。乡村青年克里司突・马洪的到来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井里,搅乱了爱尔兰西部的海边小村酒馆的主人米海尔、他的女儿培姜、坤寡妇、青年农夫克莪松以及金弥等人的生活。原来,马洪由于不满父亲的粗暴专横,在争执时用锄头砍倒父亲之后,仓惶出逃,来到这里。刚来到小酒馆时,马洪畏首畏尾,但当他发现自己杀父的行为居然被村民们视为英雄之举时,自信心立刻膨胀起来。弑父行为变成了青年的蜕变仪式。原本是违反道德人伦的行为,却在村民中间激起了莫大的好奇,赢得了他们的敬佩。于是马洪他在村民们的肯定、赞美和争相示好中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是一个英雄的形象:充满勇气、仪表堂堂、技艺超群。而随着老马洪的来到,马洪的英雄形象在村民们面前顷刻间坍塌了。在经历了自我形象的重新塑造和毁灭之后,马洪找到了自我。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部喜剧,但其中潜藏着的某种黑暗阴森的东西却又让观众感到莫名地惊惧。1907年该剧在都柏林首演时,曾引起了观众大规模的骚乱,怒骂者有之,喝彩者有之,愕然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剧中人物使用的地道口语是剧本的一大亮点。辛格创作剧本使用的完全是地道的爱尔兰乡村语言,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在译后记中,郭老写道:“我译他这部剧曲集很感困难的便是在用语上面。因为沁孤的用语多是爱尔兰的方言,据他自己说,剧中人物的说话几乎没有一句是他自己创作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是有千差万别的,究竟该用那一种方言去译他?要单用一种方言移译时,又恐怕看的人不懂。没有法子我只好仍拿一种普通的话来移译了,这在使多数人能够了解上当然可以收些效果,但于原书的精神,原书中的各种人物的传神上,恐怕不免要有大大的失败了。不过我在这儿想出了一个调剂的方法,便是沁孤这些剧本,假使在我国各地方有上演的机会时,我希望各地方的人再用各地方的方言来翻译一遍,我想在舞台上是可以成功的。”但郭老恐怕没有预料到这个剧本居然一直要到2006年才被搬上中国舞台,而且还将时间、地点换成了当代的中国北京。

约翰・辛格在爱尔兰戏剧史上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作品至今却仍与大多数观众严重隔膜。因此,这次中国版《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演出,对于观众而言无疑是幸事。将一个极具民族色彩的剧本跨越时间和地域文化改编为中国版本,这是一项艰难而值得肯定的工作。可惜的是,就我在剧场中的感受而言,2006年北京的这次演出,观众的反应比较平淡,恐怕与改编方的期待相去甚远。

宣传资料中表示,这部改编后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形成了既有原汁原味的爱尔兰戏剧风格,又有中国戏剧独特韵味的全新格局”。可能是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这最后一句很明显是在试图左右逢源,但真能如此吗?可以看出,为了让剧本贴近中国的现实生活,这次演出的改编者下了很大功夫,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石景山的某个小发廊,以呼应爱尔兰小酒馆的公共空间的特点。对各个人物身份的重新设计,也算得上妥帖。而京片子和东北土话的上阵,则较好地表现了原剧中爱尔兰乡村方言神韵。不过,这样的改编稍不留意就会露出尾巴。在戏中,克里司突・马洪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千恩万谢你们当场的列位,你们的结局把我弄成了一位真正的好汉子,我从这个时候起要痛痛快快地活一辈子,一直活到末日的判断到来的一天。”(此处引用郭译。)忽略句中白话文行文与如今的差别不论,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其中爱尔兰民间的宗教气息。而这,正是“原汁原味的爱尔兰戏剧风格”的体现。但既然把场景完全搬到了中国北京的石景山,那么让一个在东北刨土豆的小伙子最后居然也来说末日审判之类的台词,就未免有点不可思议了。

改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移植和文化过滤的行为,在细节上更是需要经得起推敲。所以,我在看过这部《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以后,又不免有少许遗憾,更加希望能看到“原版”的表演,体会“原汁原味的爱尔兰戏剧风格”。虽然相对而言,戏剧风格的原汁原味对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作为一名观众,我认为它十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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