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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世界宗教对话

2006-05-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张践 我有话说

一、儒家应当参与国际宗教对话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文化圈,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东亚的儒教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由于中国以外其他几大文化圈的核心价值都是以宗教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儒家文化也有一定的宗教性

,所以当代文化学者都在强调,深层次的文明的对话本质就是宗教的对话。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二教为辅的文化结构。尽管在个人精神生活方面佛、道二教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方面,儒家作为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培养了中国民众重视宗法血缘、遵守社会秩序、关注民族国家、向往天下大同的政治意识。近代以来,儒家文化虽然一度受到挫折,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复兴,儒家日益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文化基因。西方的文化战略分析家如亨廷顿,也主要把儒家看成他们的战略对话伙伴。所以笔者认为,当代儒家学者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宗教对话的职责,为了世界和平,也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

二、儒家可以参与世界宗教对话

儒家不仅应当积极参与世界宗教对话,而且儒家也完全具备参与宗教对话的资格。首先,中国以外的世界,一向是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了一期采访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先生的节目,老先生在回忆年轻出国留学的经历时,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美国的大使馆签证申请表上有一个栏目是宗教信仰,钱先生说我没有宗教信仰。大使馆的官员说: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行的,你就填信仰孔教吧。在西方人看来,没有信仰的人就是一个没有精神寄托的人,而儒教或曰孔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从近代西方传教士打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以来,外国人一直把儒教当成中国的国教,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接受这种说法。

其次,儒家文化体系中包含着一定的宗教性内容。牟钟鉴教授与笔者合著《中国宗教通史》一书对此有全面的介绍: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干,以社稷崇拜和圣贤崇拜为羽翼,以日月、山川、鬼魅崇拜为补充的宗教活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正宗大教”,决定了汉民族宗教信仰的主流。古往今来大多数儒家学者,基本坚持孔子“敬而远之”的宗教观,彻底的无神论者是极少数。多数的学者对彼岸世界持一种尊重、理解的立场,从“尽心、知性、知天”的内在超越路线,在心灵中保留了一部分超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各种外来的或民间自生的宗教,既不会虔诚信仰,一般也不会打击排斥。比起那些标榜为无神论的学说,或者只信仰惟一真神的宗教,儒家这样包含一定宗教性的世俗哲学,更容易与其他宗教相互沟通。

最后,从学理上讲,儒家“作为一种宗教”参与世界对话也未尝不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实则关闭了通向彼岸世界的大门,而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放到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等世俗的宗法理论方面。如果以基督教世界的眼光来衡量,儒家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不过我们应当明白,宗教、哲学、伦理等等概念,都是近代以后从西方传来的范畴体系,中国的古人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中国儒家哲学提倡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一体,显微无间,超验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融通无碍,不可分割。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借《中庸》中的两句话来形容中国哲学的特点:“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对于既不符合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标准,也不符合古希腊的“哲学”标准的儒家来说,“作为宗教”参与世界宗教对话亦无不可。

三、儒家如何参与世界宗教对话

儒家内部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可以参加当今世界的宗教对话,回应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危机。限于篇幅,本文只能谈谈儒家为如何参与宗教对话提供的原则与智慧。由此也足以看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宽容、开放、和平的性格。

首先,儒家对于如何处理不同的观点,提出一种“和而不同”的指导思想。最早研究“和同”思想的是西周的史伯,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其大意是说,绝对的相同是“同”,有差异的统一是“和”。只有那种有差异的统一,才包含着生机,并孕育新的生命。史伯接着举例说: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的物质相结合,才能生出万物;酸甜苦辣咸五味相调和,才能调配出可口的美食;宫商角徵羽五音交错,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对应到人类社会上,君臣之间不同意见的存在,才能保障政治的清明,社会的稳定。孔子继承了史伯的“和同”思想,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国古代的政府虽将儒家思想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但这不等于要消灭其他的学说和宗教。不仅春秋战国时期道、法、墨、名、阴阳诸家的学说都得以保存,就是域外传来的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都在中国得到了保护和发展。以宗教信仰而言,保证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各行其俗”,正是保证多民族国家政治统一的前提条件,中国历史上因此没有宗教战争。

其次,儒家将“忠恕之道”作为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有利于在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中获得思想沟通的基础。“忠恕之道”的本质,就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心灵换位意识。其积极的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消极的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是儒家为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它不受时代、地域、民族、信仰等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可以为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所接受。基督教中也有相应的思想,“圣经”中提出了一个“道德黄金律”,基督新教将其积极的方面表述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天主教将其消极的方面表述为:“你厌恶的事,不可对别人做。”(《多俾亚传》4:15)有了这种以己推人的思想方法,那么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就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相互理解和沟通了。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利益冲突,只要我们本着以己推人的精神,就可以在相互理解和妥协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至于因此而走向战争。

最后,儒家为诸种文化的交往设计了一种“殊途同归”的美好愿景。儒家的《易经・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本是战国末期儒家学者根据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未来趋势的一种预测。到了天下大一统的汉代,首先实现了儒、墨、道、法、阴阳等几家哲学的“殊途同归”。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在经过了几百年的争辩之后实现了“三教合一”。放眼当今的世界,我们面临着新的三大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纵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千百年来,在各自生长的土壤上,对于维持本民族、地区、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方面都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要我们能够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必会使三大文明走向“殊途同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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