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批评家，先想起一句法国谚语：“艺术就在于遮掩艺术。”按照法国谈艺圣手莫洛亚的生动说法，作家像被追捕的动物，随时掩埋自己的脚印。法国现象学大师杜夫海纳干脆放言，小说作者的日记压根儿不可信。这倒和王安忆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认为那些所谓创作谈都是假象，因为时过境迁的自我解释决不准确――这一
批评难。比起满世界酿造爱恨情仇的作家来，尾随其后的批评家可能是孱弱的，尽管表面上他们常常显得很精悍。
伏尔泰曾经打趣，某些法官批评家仿佛“专门检查猪舌头的人”，专门检查送往市场的肥猪有没有疫病。就像专门检查流向民间的鸡鸭会不会带来禽流感。这真是个深刻的隐喻。严把猪舌头关，是为了让人们买到放心肉，是为了大众的生理健康，可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猪肉，它源自灵魂，一出生，便像昆虫的一截脱落下来，独立走自己的路去了，明暗自在人心嘛，这时候，批评家急着跳出来掐猪舌头，多半不是好事情。
一百多年前，法国才女史达尔夫人写了长篇《苔尔芬》，女主人公出于责任感放弃了一段美满婚姻，立刻点燃了当时最著名批评家的恐慌：“它是一本有毒的书！在里面她长篇累牍地为离婚进行辩护！”为此，夫人被驱逐出境。在流亡中她又写了本《德国论》，仅仅由于这部谈德国的作品中没提法国皇帝的名字，又被个别批评家以不忠于法国和政治示威的罪名告到了当局，在准备发行那天，警察总监带宪兵来到书店，守住每个出口后，宣读政府的命令，开始了捣毁一万本新书的英勇任务。我难以理解，凭掐猪舌头的本领，这几位批评家满可以直接去做入幕之宾，何苦偏偏热衷和一个女流之辈过不去？
小伏尔泰几岁的狄德罗又开玩笑说，批评家犹如旅途中那种“对过路人喷射毒针”的野蛮人。没错，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磨刀霍霍、自以为有资格向作家出老拳的杀手批评家啊。
君不见，近几年掀起了一股“酷评”风。其基本策略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挑刺为乐，又无限放大；以文坛名家为批评目标，随心所欲讥刺调笑。在这种仇视感和嬉戏姿态面前，文学本身只能是虚无的了。
再看看尼采。他扔给剧场里那些动不动抬出道德秩序吓人的批评家们一顶臭帽子：“古怪的鱼目混珠。”从他那双跃动着智慧火的眼睛望出去，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时代也被他不幸言中了。
比如，我就想不通，干嘛非要一厢情愿站在为广大读者代言的立场上、认定金庸小说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三亿华人读金庸，这是个活生生展开和进行着的客观事件呀，你极端厌恶金庸小说，根本改变不了这事件的进程，这和保持独立思想完全是两码事。更明显的是，虽有如此庞大的阅读群体，却没人读了金庸小说后中毒麻痹，进了医院抑或走上滑坡犯罪之路，大伙儿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世界不照常精彩运转着吗？
一则笑话讲，张三坐在餐厅里喝茶，忽然想上卫生间，为防走开后别人偷喝这杯茶，朝茶里吐了口唾沫，并留纸条一张：当心，茶里有我的唾沫！回来一瞧，发现茶仍旧被偷喝过了，旁边多了张纸条：当心，茶里也有我的唾沫！这则笑话道出了一个严肃的真理：把别人当傻子是不明智的。做个居高临下的教师批评家，固然不乏暂时的王者快感，但在生活多元的今天，训练有素的作家和读者只会看笑话般观赏他的拙劣表演。
还有一种批评家，俄国学人什克洛夫斯基调侃世间醉心于给小说作注释的教授，“想骑到马背上却越过马背摔到另一侧的地上”，过犹不及也。不妨叫他们学究批评家。
读唐诗，他一门心思考证出“李白死于铅中毒”；读《红楼梦》，他煞费精力寻绎出“曹雪芹爱喝二锅头”；读鲁迅，他挑灯熬夜臆测出“阿Q原型是胖子”……倘若武则天是男人，难保他不发掘出一个忧世伤生的帅哥形象来。假使大仲马是女人，估计他也能画出一轴纤云弄巧的美女图来。法国当代批评家雅克・里纳尔，竟根据新小说派掌门人罗伯・格里耶代表作《嫉妒》中门窗家具上黑白两种颜色出现的频率，还原出一部“黑人的被奴役史和白人的奴役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总觉得，这类批评家本来完全有能力讲出真知灼见，却把聪明浪费在了无何有之乡。
批评说难，也不难，它其实无非要求批评家守住一件事：认认真真面向作品，进入它。多简单的游戏规则啊。红尘扰攘，越简单的东西也越容易被我们遗忘。于是，法官批评家，杀手批评家，教师批评家，学究批评家，都兴奋地登场了。眩惑于目迷五色的喧嚣中我们没发觉，文学仿佛一个被冷落的姑娘，正躲在大幕后悄悄哭泣。
你想做个敬业的批评家观众吗？那就勇敢地上台来，请出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