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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钥匙

2006-05-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侯林莉(本书责编) 我有话说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32.50元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首版于1988年,当时印了两

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一本学术著作居然能吸引那么多读者,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同寻常。逛学术书店时,经常听到买书人这样说,初版时没买,一直感到遗憾,这一次一定不会放过了。这本书得以再版,想必可以了却不少人的遗憾。那么,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中肯地说,这是一把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钥匙。鲁迅先生读中国历史,透过物质的层面读到了骨子里,左读右读,读出来“吃人”两个字;本书的作者之一刘泽华先生读中国历史,前读后读,读出来“王权”两个字,从王权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政治权力在古代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地位。“权力”,一般说来,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这种“控制或决定的能力”无所不在。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与其他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如果一个人能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成了皇上君主,便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王权是支配中国传统社会的枢机。正是以“王权”为中心,刘泽华先生上下求索,展开了对古代社会秩序原理和演变机制的深度剖析。为什么王权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政治权力与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与动荡安定存在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作者从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和特点说起。君主专制现象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它起源于血缘宗法关系,在军事争夺中不断得到强化,春秋中期以后,借助设立郡县,消除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旧式君主专制下一人亦君亦臣的矛盾,实现了真正的君主独裁。经历春秋战国的逐步完善,秦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形式,终于在中国政治史上确立下来。此后,“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庞大的国家机器都是君主的办事机构。政治权力在刚刚确立之时,就首先实现了对人身的支配。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地施加着干预。垄断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自然也就控制了全社会的经济命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历史也就具有了绵绵不息的生命力。

在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古代中国社会形成一个等级社会,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奴隶,无一不与政治权力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权力比财富更受人们的青睐,因为财富的多寡是与权力的大小成正比的,权越大,利越多。“升官发财”“步步高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类老百姓的口头禅无疑是这种文化心态的表露。各级统治者正是借助自己手中的“权”,通过征敛赋税、征发徭役、纳土贡、贪污等手段来聚敛财富,谋取利益的。在古代中国社会,官僚的贪污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再分配方式。其途径、表现和原因,作者在书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再版序中,刘先生曾经提到过一本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其作者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国富论》的翻译者之一。不久前,这本书作为经典之作,被收入“中华大文库”。该书作者主要是从官僚政治入手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续篇,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更加到位,更抓住了要害。在探寻中国传统社会病灶的过程中,《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像是拔火罐,把病灶锁定在官僚政治这个区间内,至于准确的穴位究竟在哪里并不很清楚;而《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恰恰找到了针灸的准确穴位,扎中专制权力这个紧要之处,找到了病灶的根源。

目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有的在物质层面,有的在精神层面,该书的几位作者是在精神层面的核心地带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难得的是,他们将精练的理论与丰富的史料结合得臻于完美,克服了抽象概念的干扰,使读者在畅快的阅读中,在具体的事例中深刻理解专制的本质。也只有充分认识到专制的本质,才能使我们准确地判断出究竟什么是民主。

在该书的最后,刘泽华先生提出了几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君主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君主专制与社会僵化、君主专制与民众愚昧、强谏多悲剧、君主专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这既是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开端,它引导读者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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