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山》，葛水平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18.00元
“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我常为一辈子蜗居在城里而恼怒，但我却无能与城市决绝
乡村小说作家写农村，由于思想眼光的不同、看取角度的差异，因此他们看到和找到的内容也就大异其趣。在葛水平的视野之中，乡村是一个自然的、民间的、文化的乡村。不管是历史的乡村、还是现实的乡村，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她也写乡村贫穷、落后、愚昧的一面，但她并不苛求、鄙薄、指责它，而是从缓慢的历史进步中，看到和找到了被遮蔽的民间的生机和生命的力量。她在有意无意中“诗化”和“美化”着乡村。葛水平特别痴迷于写故乡的自然景观，大山皱褶中的小山村是那样小得可怜，但蓝天、白云、绿树、清风，一切都笼罩在明亮的阳光之中。这里的生活似乎离现代化还很遥远，停滞在古老、迟缓的农耕文明时代，但这里自有它的运行规律、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人们乐天知命、从容不迫，甚至觉得有滋有味。发生在窑庄（《甩鞭》）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土改运动，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但作者并没有就此展开描写，而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了一个女人同三个男人的爱恨情仇，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缝隙中人情人性的种种情状；豆庄（《天殇》）里封建旧家族中的内部冲突与争夺，显得惊心动魄，但读者感受到的是民间社会固有秩序的解体和变迁；岸山坪（《喊山》）发生了一场人命案件，人们也不“报官”，而是依靠半官半民的村会计和几位长辈，按照“民间游戏规则”“私了”了，使原告和被告都得到了合情合理的处置；十里岭（《地气》）是一个没水没电的山顶小村，但这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人性善良、崇尚文化，使发配到这里教书的老师情不自禁地惊呼：“好一处神仙福地！”不回避乡村的贫穷、落后乃至所发生的悲剧，表现了葛水平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她更看到了这里的天高地阔、自由自在以及民间社会中的淳朴和美好。比之于城市的冷漠、虚伪、严酷，它似乎更吻合人性，更有利于人的良性发展，这又显示了她的浪漫主义情怀。
那么葛水平在农民身上又找到了什么呢？作为女作家，她自然关注更多的是女性人物，她在她们身上发现和找到了真金一般的精神和品格。如《甩鞭》中的女主人公王引兰，是一个地主的小老婆，历史和现实把她推向了一次次人生悲剧。但这样一个柔弱的女性，身上却蕴含着传统女性的忠贞、新时代赋予她的浪漫幻想、对悲剧命运的坚韧抗争和在“仇人”面前不顾一切的复仇精神。就像暗夜中的一道耀眼的闪电，王引兰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天殇》里的上官芳，本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但家族内部的趁火打劫，迫使她以及她的儿子被逼上梁山，成为一个杀富济贫的土匪头目。她反叛的不仅仅是家族势力，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狗狗狗》中的少妇秋，作为农村妇女并没有什么思想觉悟，但面对日寇洗劫过的村子和大山，逐渐萌生了一种博大的母性意识：她要延续这里的香火，生出一大群孩子来。她与那个男孩子的两性关系是违背乡村伦理的，但在这种荒诞的情节中却升华出一个“圣母”般的形象来。温情、浪漫、包容、刚烈等等，正是这些卑微的乡村女性身上的共同性格和精神。葛水平也写了一些乡村男性形象，如《喊山》中的山村普通青年韩冲，《地气》里的小学教师王福顺，《空地》中的手艺人王保红，《黑雪球》里的光棍青年伍海清等等，他们虽然不如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铿锵有力，但他们的真诚淳朴、热心助人、敢做敢当的性格和精神，显示了底层农民身上一种宝贵的传统文化品格。
“被土地和大自然悬离的空茫、焦虑、莫名躁动，引诱了人们想往一种厚实、久远的精神居所。乡村中的玉米地，村庄里的猪马牛羊，大堆大堆的麦秸垛，磨亮的锄把、镰刀、粗瓷碗乃至饱满的麦粒，亦成为小小的精神寓托之所。因为它们着实代表着土地、代表着乡村一种澎湃的生命和强旺的生机。”葛水平重返故乡，从厚重的土地和沉默的农民身上，执着地发掘和表现着被时代浪潮湮没了的传统余脉和生命火种，这是一种逃离，现代人对城市的逃离；也是一种寻觅，敏感的作家对精神家园的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