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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图像历史

2006-05-1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沈嘉蔚 我有话说

莫理循这个名字,我第一次读到是在1986年。上海的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大册《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是骆惠敏教授整理编汇的莫理循通信集。这部书发行量小,早已绝版。一直到上个世纪末,可能只有接触过这部书的中国人,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中国通,生活在20世纪初的北京。比他小十几岁的另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兼政治顾

问端纳,在中国内地反而早就广为人知。直至2003年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大陆热播,莫理循在清末中国的影响力才开始为普通百姓知晓。但就在那套电视剧里,编导将他在北京的活跃期提早了十年,犯了一个常识错误。

莫理循是澳大利亚人,1897年至1912年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912年至1920年则出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他在1920年去世后很快被他所热爱的中国人忘却,显然受累于曾任袁世凯政治顾问这一段经历。人们想当然地把他等同于推崇帝制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对古德诺的评价在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其实只要细心阅读那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可以发现莫理循在出任袁世凯顾问的四年里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端纳联系,把日本政府企图瞒天过海的“二十一条”文本公诸于世界报端,从而借西方列强之影响力遏制了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另一件是多次写信给袁世凯严词劝阻其称帝。毋庸讳言,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莫理循只有在与大英帝国的利益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才会为中国人说话。但他为中国迈出的改革步伐欢呼,却确是出于真心。在1986年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译者将他的身份“Colonial English”(殖民地英国人,指海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出生的英帝国臣民)译为“奉行殖民主义的英国人”,反映了对他的误解。这种误解,甚至在学术界也根深蒂固。

撇开对莫理循的评价不谈,莫理循留下的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在日本东京的“莫理循文库”,与在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文件”,都是研究清末民初历史不可忽视的宝库。拙编《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只是向世人披露这个宝库的一部分。

这部图册共编入约500幅莫理循保存的照片,选自莫理循文件中的图片收藏部分。全部收藏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五六倍。只有在此书的姐妹篇《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出版之后,二书才合成全璧。也就是说,至少要有1000幅照片公诸于众,读者才可以尽得这批收藏的精华部分。

十多年来,国内出版界有了一个“读图热”,出版了大量以图片为主的历史图说书籍。其间良莠不齐。这些书中的图片多半是为思维定势的历史解说作插图。这样,有的图片会被一再复制套用,而有的图片可能因视觉上很有意义,但作为插图无用而不见天日。当然总的大势令人鼓舞。身为视觉艺术工作者,尤其是历史画家的背景,促使我自己更多地从图像的角度,而非理论或文字的角度去处理这批材料。画画的人,见图眼开。在处理本书时,我“以图为纲”,首先挑选一切在视觉上有意义的照片,同时兼顾视觉上有缺陷但与中国这一段历史有关、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照片选出之后,根据材料的多少来“配菜”。因为莫理循图片收藏是一个既成事实,我们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重要或不重要而决定选用图片的数量多寡。在这样的原则下,编者的主要工作是将照片分类,分期,与历史挂钩,从而形成了目前这三个分册。其中因为“庚子事变”的图片数量大,所以自成中册《世纪之交的战乱》。而上册以莫理循为主线组织,编成《北京的莫理循》,下册以《目击变革》来统揽全部材料。

由于莫理循真正作为摄影者拍摄的照片,集中在1910年他横穿西部中国的那次旅行记录里,其数量又占去其图片收藏的约三分之一,所以将用独立的另一部图册来处理它。这部将要出版的图册与现在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不同的是,莫理循本人在生前已将这部分照片加以整理并装订成册,全部照片均有拍摄地点、时间说明。当《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在2007年出版之后,读者可以将二书对照,文、图各显其彰。

(本文作者是《莫里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一书编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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