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冬季的一天，我在国家图书馆借书的时候，看到馆里贴出当月“文津讲座”预告，眼前不禁为之一亮：启功先生近期将就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关系来馆演讲。我喜出望外。还是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有幸听过启功先生的课；毕业以后，虽然蒙先生错爱，能够经常出入先生门庭，听先生谈天说地；也在一些场
“文津讲座”是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名人系列讲座，因原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所在的文津街而得名。据悉，在20世纪50年代，位于文津街7号的老北图就经常举办学术讲座，老舍等一代文化巨匠都曾在这里传道授业。2001年，国图分馆恢复举办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名人系列讲座，讲座内容涵盖文史、政经、音乐、美术等诸多领域。位于白石桥的总馆也开设了同样的讲座。因时间不巧，多数讲座都错过了。偶尔听过几次讲座，感觉确实受益匪浅。此前，启功先生就曾受邀在国图做过讲座，题为《清代学术问题私见》。我因事先不知，所以没有听成。
启功演讲那天，我一早就赶到国家图书馆。演讲厅不大，条件也比较简陋，可当天的听众却较前几次为多，我想大多数也都是冲着启功先生的名气来的吧。讲座开始的时间到了，在热烈的掌声中，启功先生坐在轮椅上被推上讲台。我记得他以中国诗歌格律形成为例，论证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大意是中国文化受过印度文化影响，但既不可“凡是外国有的，中国就一定早就有了”，也不可“以为中国什么都是从外国来的”。我记得他还讲到一个外来词，叫：“犍陀螺”。因这个词读起来很有意思或至少从他嘴里读出来别有那么一点意思，所以我记住了。但因为当年的笔记找不着了，所以我对讲座的详细内容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先生讲得风趣幽默，现场气氛轻松活泼，不时荡起笑声。
印象最深的是讲座结束时的情景。启功先生讲完后，一些听众提问，先生解答。当主持人宣布讲座结束时，不少听众涌上讲台，不外是想问候先生、请先生签名或与先生合影留念。我远远地看着。但忽然，先生在几个学生的陪同下，匆匆忙忙往讲台后面而去，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讲座就这样结束了。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估计先生休息够了，我给先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我也去听他的讲座了，因为人多，所以没有跟他打招呼。我有点好奇地问：后来您怎么匆匆忙忙地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先生大笑着回答：哈哈，拉裤子里了！我听后既难受，又更加敬重先生。那时先生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有时会大小便失禁。在这样情形之下，他还带病去给广大读者做讲座。一场讲座，事先需要做准备，现场需要连续讲一至两个小时，这都是要耗费大量精力和体力的。对于一个疾病缠身的91岁老人而言，确实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先生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多向读者传授一些知识吗？
最近翻阅赵仁?、万光治、张廷银三位先生合编的《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内中收录了这篇演讲录，我才知道原来题目是《沈约四声及其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在这篇演讲中，启功先生用大量论据，驳斥了清朝中期以后出现的“四声不是南朝沈约推测出来的，而是曹子建（曹植）在鱼山听人做梵呗即佛教唱偈语时从中悟出有四声”的说法。启功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批判了对待外国文化的一种错误态度，即“以为中国什么都是从外国来的，似乎中国连吃饭都是看某种动物吃东西才学会的”。用一句我们熟悉的名词来概括，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详细内容书里都有，这里就不复述了。
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关于这次演讲的时间，书中记录为“2004年10月28日”，显然是错误的。具体的日期我不知道是否有误，但年份肯定是错了。2004年7月26日先生92岁生日当天及此后不久，我先后两次拜见先生，那时先生身体已大不如前，声音沙哑，身体虚弱，不可能再外出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作长时间的讲座；10月31日，《光明日报》推出一个启功先生书画专版，在此前后我曾多次与先生及其家人联系，确定入选作品，并将特为此专版撰写的文章《三读启功先生》送先生审阅，当时接触较多，印象中也没有谈到什么讲座；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本书是2004年7月出版的，不可能预先记录先生还没有作过的演讲。那么应该是哪一年呢？根据我的记忆，应该是2003年。希望记录者再查对一下。
先生演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可能给后人研究启功先生造成误导。所以特别指出，希望在再版的时候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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