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初东北鼠疫时防疫人员合影
拙编《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出版半年来，读书人圈内给予不少好评。李辉、李洁、丁东、谢泳、傅国涌等认识或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写了不少让
这个“本体论”，是相对于国内以往对历史照片的认识与利用态度而言。记得我青年时代，在博物馆里见到的革命历史照片，几乎都是模糊不清或者黑白生硬对比的。以致后来（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见到早期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内刊印的旧中国照片，欣喜不已。那种感觉，好似用望远镜读到了一里地之外墙上的一张报纸，时间的距离感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即使是革命历史照片，也可以做出极好的拷贝来。比如在20世纪80年或90年代出版的老一代摄影家的专集，抗日时期的原始底版印出的照片，刊在八开大的画册里，煞是好看。
只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做展览搞出版的人，只把“图片”看作是“教育”人的一种辅助“工具”，所以从不关心“图片”，即历史照片的质量。这种“工具论者”在进入“读图时代”后依然主导了大部分历史照片的出版工作，以致有一些明显具有极好来源的历史图册，且是由某某“摄影出版社”出版，却用粗糙的老式网纹制版来印制半个巴掌大的图片，实在是“暴殄天物”。
与“工具论”针锋相对，闵先生在他文中提出了看法：“人之喜欢历史，是喜欢一种境界”，“抽去了美，历史可以教训人，但变得让人喜欢不起来”，“一部优秀的历史照片集，如果要让人喜爱，首先要给人美感”，“清晰是美的前提”――这些论述，我视之为“照片本体论”的要义。
何谓清晰，闵先生没有细说，因为他是评述拙编，书摆在那里，大家看得见。不过笔者很想为“清晰”作一个重要注解，那便是照片刊出时的“大”。“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能大则大。那么何谓不够清晰的“小”呢？笔者以为如在拙编中，凡一页中有两幅或更多的图片，便太小。至少应一页一幅，最好是跨双页（写到这里附带提醒读者，拙编装订极佳，读者在欣赏跨页图片时可用手掌压力将书彻底打开）。就此标准而言，拙编也未达标。这是因为受制于诸多非编辑与出版人可左右的因素，当然最主要是经费的制约。
细读许多历史照片，它的角角落落，藏着许多不起眼的细节。将它们放大到可以欣赏的面积，几乎可以像开发出另一口矿井。因此我经常想，如果让我，或者其他的“本体论者”来利用已经出版过的历史照片（当然必须是原版照片）重新切割放大，编成一本专供欣赏的画册，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与拙编很相似的一本书，是上海历史博物馆编的美国摄影家施塔福的旧中国（1909~1915年，以及1932年左右）照片集，出版于2001年，也是500幅照片。选自一倍于此数的收藏。很可惜500幅照片挤在一册十二开方形画册内，远未能充分施展它们的魅力。在印制清晰度上也差了不少。施塔福不同于业余摄影家莫理循。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特聘专业摄影师，而这千余张照片是他自洗留存下来的，质量应无可挑剔。因此笔者总想能以一种“本体论”态度把这笔珍藏再重新编排出版一次。与闵先生的态度一样，我也总惦念施塔福那未出版的另外500张照片。
闵先生惦念着商务印书馆“似应有底片或照片原件留存”。我想，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战争”中被日军飞机炸了个精光，所以1932年以前的馆存可能早已荡然。不过既然施塔福自己保存了他的作品，那么英国记者丁格尔是否也一样保留有原版照片的拷贝？为《良友》画报采访八年抗战的战地摄影记者俞创硕，虽然保存了全部他作品的底片，可惜文革初期慑于抄家淫威他自行销毁了其中极大部分，只留下了1937年秋冬所摄的八路军部分。其中一部分早在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处翻印展览，但没有一张是原版拷贝。2005年重见天日，方知其清晰度之高。
关于莫理循的照片收藏，笔者已在书中作了详细交代。从研究角度讲，任何形式的取舍都不可容忍。但是主要因受经济制约，要做到全部出版目前尚很难。笔者已在书中谈到大体上是两张选一张。所以将来希望有机会出续集。但闵先生的执着倒让笔者心中一动。莫理循卖给日本人的图书馆里，是否也有图片（不是指书中插图，而指专门的图片尤其是历史照片），尚值得一探究竟。希望有心的学者有去东京的机会时，彻底查清。莫理循在米歇尔图书馆的藏档，是他去世后由家属捐赠的。其中比如地图，便只存有一张，可见他的地图收藏全部在日本。照片中，西北行的全部照片，都在米歇尔图书馆。但笔者也注意到一套200幅庚子战地照片只有一份简易目录而无照片。那么是否在日本呢？
谈到莫理循，顺便再提一下他那位从未谋面的儿媳妇海达・哈默。海达从1933年至1946年定居北京，从事专业摄影工作，专注于风土人情。她是慕尼黑摄影学校毕业的专家。她的2万张底片（其中大部分与中国相关）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出版发表的不到十分之一。仅此一个宝库，便够咱们发掘的。只是有此同好的实在为数不多，且多囊中羞涩。如果有捐赠设立一个专门基金，用来出版历史照片集，则造福民族与后人。2005年香港出版了海达的老香港照片集。《纽约时报》驻香港首席记者凯斯・勃莱舍（Keith Bradsher）关注到此事，最近为了写深度报道采访了海达影集的编者艾思滔（Ed Stokes，澳大利亚摄影家）与笔者等人。他感兴趣的问题是，出于非营利性的组织或个人如何在努力开发利用亚洲地区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老照片资源，其间的困难，以及当地政府是否资助他们。我回答说各国情况不同。比如在澳大利亚是直接向政府部门如澳中理事会申请资助，而在中国，大部分出版社与博物馆，以及研究所等都属于政府管理经营，资助便通过文化机构进行，同时又受制于市场经济。不过笔者介绍国内的“读图”盛况也使他十分兴奋。
与香港出版的海达影集相比，拙编也依然还在清晰度上有一些差距。但在设计方面似乎更强一筹。通过做这套书，笔者深感欲让清晰度达标必须通过三个环节，即复制（数码翻拍）、编排与设计。拙编在这三个环节上完全依赖悉尼米歇尔图书馆的图片复制部门，本书责编，以及本书美编三方的独立工作。由于他们都贯彻这种所谓“照片本体论”的精神，才有了这么一部图片集的面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