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内容集中反映20世纪中国历史。从1997年创刊，到2005年底“精品系列”出版，主要办刊人员几乎全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专业研究或教学工作者，有的还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作者基本上都是专家学者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用原副主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谢春涛教授的话说，《百年潮》是学者办刊的一个典型。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编委韩钢向记者介绍了《百年潮》的创办过程。办刊的倡议最早由胡绳提出。上世纪末，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发现党史研究成果只在少数学者中间流传，基于打破专业人员“体内循环”怪圈的想法，他决定办一份既严肃、通俗而又
有高度学术性的党史刊物。当时学会有个交流研究信息的内部刊物《党史通讯》，便利用该刊刊号申办一个新的刊物。临到最后登记注册时，刊名还没想好，还是韩钢急中生智，想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范围差不多正好一个世纪，提供了“百年”两字，第一任社长、当时已退休的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郑惠又添一个“潮”。韩钢开玩笑说，以后写纪念文章，连题目都是现成的：百年潮起潮落。
学者办刊和职业人办刊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在于学者一般都有一种使命感，而不以挣钱为目的。办《百年潮》的学者们都怀着强烈的理想和使命感。一是还历史以真实，二是让历史学走出书斋，走向民间；三是提倡一种新的学风、文风。长期以来，阅读界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掺杂了大量臆想和编造的“红墙揭秘”、重要历史事件的“内幕秘闻”、重要历史人物的“珍闻轶事”，在图书市场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大量的严肃刊物、图书和文章却鲜有人问津。中国的党史刊物很多，但大都没有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这既有普及不够的原因，也有文章公信度欠缺的因素。《百年潮》正是想在这些方面有所贡献。
《百年潮》创刊时就提出“信史，实学，新知，美文”的八字要求，又提出“学术性与可读性”、“真实性与生动性”、“提高与普及”三结合原则，这些，都是基于学者办刊的使命感和学术理想。谢春涛说：专业研究人员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地参与办刊，完全是出于一种使命感，要把历史学界关于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成果介绍给社会大众，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学者的小圈子里。而为了让历史学走出书斋，走进民间，就必须有好的、为老百姓所喜读、乐读的新的文风。《百年潮》创刊伊始，就以追求历史真实为最高目标。原主编杨天石说：真实是历史学的根本原则和生命。只有真实，才能赢得读者，取信于千秋万代；只有真实，才能正确、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任何有意的扭曲、掩盖、粉饰都违背历史真实。遮蔽真相、误导读者的“假历史”祸害无穷，应该警惕。韩钢说：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在于还原历史和解读历史。他强调“最基本”这三个字，因为史学如果还有其他价值功能的话，也一定是这两个最基本价值的延伸。而将历史真相普及于公民则是探求历史真相后的第二步。作为学者，如果不能说真话，甚至被迫说假话，只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人格分裂。
《百年潮》创刊以来，刊发了大量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性文章和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如龚育之的《几番风雨忆周扬》、季羡林的《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杨奎松的《毛泽东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等一大批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创刊的最初几年，编辑部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对刊物表示赞赏。杨天石说，有一件事他将终身难忘。一次，他坐出租车到编辑部开会，在车上与编委老涂讨论新一期的卷首语。司机听后非常赞赏，竟然表示不收车费。当然，最后他还是坚持付了车资。这些事使他感到，“我们的心和老百姓是相通的。”
事实证明，只要给学者一定的空间，他们完全有能力将刊物办得既有水准，又引人入胜。这些办刊的学者都是多面手，不仅组稿、编辑，而且亲自采访、撰稿，以至于看校样，可以说事必躬亲。而且，学者办刊有其学术优势。杨天石和谢春涛都指出，学者了解学界研究状况，有较强的鉴别能力，易于把握稿件质量，也了解历史事件参与者的有关情况，利于抢救文字的或口述的珍贵史料，或找到写作某一问题的最合适的作者。
但学者办刊也有相当的难度。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史学会会长龚育之曾总结说：“办《百年潮》十分不易。党史国史不易把握，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报刊市场竞争激烈，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人员经费捉襟见肘，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杨天石办刊以来，感觉最深的就是“求真不易”，说真话难，写真史更难。他的苦恼是，办刊理想常常受制于环境，能够挥洒的空间很有限。韩钢提到，办刊最大的难题是组稿。《百年潮》反映的百年历史中，中共历史、当代中国史占比重最大，而这一块的学术研究向来麻烦，常常遇到“禁区”、“雷区”和“敏感地带”。要组到内容精彩而又分寸适当的稿子，可是真不容易。此外，《百年潮》还有一般机关刊物所没有的诸多困难，例如，创刊时，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九年中，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几乎没有固定的在编工作人员；不用行政命令摊派征订，自办发行。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学者坚持了下来呢？杨天石说，是敬业精神，是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问到办刊是否影响个人研究工作时，大家都表示，影响是有的，但值得！杨天石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办刊耗费精力，还得罪人。但他不后悔，因为做了应该做的事。谢春涛曾采访过杜润生、任仲夷、吴敬琏等人，他认为办刊能开阔视野，扩大交往范围，对教学研究有益。韩钢也提到办刊处理纯粹事务性工作占用个人研究时间。但对于最先了解学术界动态、拓展视野有好处。
如今，代表历史学家九年来求真的成就“精品系列”已经出版，包括《人物述往》(上、下册)、《史事探幽》(上、下册)、《亲历者记忆》(上、下册)、《毛泽东剪影》、《邓小平写真》、《改革风云》、《文坛与文人》、《中外之间》、《国际广角》9种12册，330余万字，生动地描绘出自甲午战败、戊戌政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近、现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图景，再现出曾经叱咤风云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人物的面貌和身影。其中，有不少文章是对于“禁区”、“雷区”和“敏感地带”的勇敢的探索。如杨天石所言：“现在《百年潮》由新人来办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精品系列’选取的是1997年创刊以来的精华之作，其中有我们的心血和劳绩，是对刊物的回顾和总结，也是对支持我们的广大读者、作者和许多长期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老同志的报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