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波，哲学博士，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读书是一件乐事，写书评却不然。
有句成语叫“盖
一篇书评如若从头至尾俱是溢美之词，处处皆赞同原作，或者被认为是“托儿”――现如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托儿”，多个“书托”也在情理之中；或者被当成外行――只有一无所知才会缺乏判断力。如若处处针锋相对，咄咄逼人，挑错务尽，难免被认为争强好胜，另有所图。即便左右逢源，先叫两声好，再来两个大板子，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也未见得能讨得什么好，或者被调侃为貌似博学，实则装腔作势，冒充大尾巴狼；或者被讥为中庸，缺乏个性，不见机锋。总之，写书评，搞得不好，甚至不如耗子进风箱，人家只受两头的气，你却可能原作者不平，读者不忿，约你写书评的人也念念有词，自己说不定也觉得憋屈――早知如此，何不如何如何！
难写归难写，该写的还是得写。这是一条人人皆知的法则。这些年来，书的评论，七七八八也还是写了不少。不过，我自己是不把它们当书评看的。因为一想起“盖棺论定”这个词，就头晕眼花，手脚酸麻（这是底气不足，心中打鼓的典型症状）。在我看来，读书犹如阅人、穿衣、品茶，不同的人口味迥异。我喜江南之雅致，他人好齐鲁之粗豪。我既无能力替他人“论定”，也无心情去替他人“论定”。因此，我觉得真正的读书人也许是不看书评的，至少是不会单凭一两篇评论来评断一本书的。所以，我写关于书的文字，向来止于感性。只谈所感，所想、所思，鲜及遣词造句、谋篇布局、论点论据。前者只谈风月、浮光掠影，或可引起他人共鸣；后者则需沉心静气、慢酌细品，任由他人代劳则味同嚼蜡。友人谓我只写软书评，一语中的。
按此栏目之惯例，写下两段文字简要介绍两本近日浏览的书籍，不敢说评论。
一本是《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美]罗德尼・斯塔克著，黄剑波、高民贵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基督教的兴起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研究考察其来龙去脉的文献汗牛充栋。当一个社会学家以纯正的社会学视角进入这一事件，并试图给出合理的半定量化解释时，他给你带来的感觉是全新的，甚至是震撼的。若干年前，我在看《科学的制造》（斯蒂夫・科尔著，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时，有类似的感觉。在人文社科领域，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太多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另一本是《加尔文传》，（[美]茜亚・凡赫尔斯玛著，王兆丰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欧洲的宗教改革同样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对中国人来说，从宏观上讨论它的背景、进程、影响的研究和评述也多种多样。不过，从微观和个体的角度来了解和认识这场伟大事件的作品却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来说，值得一观。我对其感兴趣，还在于它谈到了塞尔维特，这个执著的西班牙人因发现血液的小循环和被加尔文烧死（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名垂青史。当然，其中若干的细节与另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异端的权利》（茨威格著，张晓群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中谈及的不同，比较这些差异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