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到镇西头土地庙求捐门槛，她所害怕的是将来到阴司要被阎罗王锯开，分给自己曾嫁过的两个死鬼男人――那位吃素、不杀生的“善女人”柳妈带给祥林嫂的恐惧，十有八九来自《玉历至宝钞》之类的善书；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亦曾回忆：小时候听长辈讲说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之
善书兼融儒、佛、道三教思想及民间信仰，劝导人们行善止恶，是一种道德教化的通俗读物。由于善书及相关的慈善活动与中国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就陆续有学者从事善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近数十年来，日本学者酒井忠夫的《中国善书研究》、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美国学者包筠雅的《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台湾学者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等等，都是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而近年来，香港学者游子安博士在这一领域潜心钻研，创获颇丰。去年笔者客座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其间，游子安惠赐他的新著《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这是他赠送给我的第二部专著。早在199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专著《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在当年南开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就得以先睹为快。
游子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先后就职香港树仁学院历史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现回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任教。《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一书主要研究清朝至民初善书的发展，善书的教化与善书反映的社会变迁，透过细致的个案分析，探讨善书的印刷和流通，分析善书作者的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和社会背景，该书被夫马进先生誉作“具有创见的优秀著作”。
游先生的新著《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则进一步以善人为中心，利用善书资料论述善人、善事，“以善书观照社会与时代”。全书除序言、第一章的导论以及第六章的结论外，主体部分共分四章：第二章是善书的书志学，对功过格、《感应篇直讲》、《觉世经》、图说善书等善书类别加以较为系统地梳理。这是鉴于善书重印时有时会抽起原书版权页，甚至删去著者序言，致使有的研究者误将重印者当成原作者，从而混淆了善书的成书年代。因此，书志学的研究，显然是严谨的善书研究之首要基础。明清以来，热心公益、力行善事之人，被称为“善人”或“善士”。在第三章，作者对明末颜茂猷、清初许缵曾和石成金、清中叶的黄正元，及民初的印光法师、王一亭和聂云台等不同时代的善人，作了细致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了这些善人在编著善书、力行善举和提倡善事方面的贡献。第四章则从社会文化史的广阔视野，论述了善书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包括命运观、戒杀放生、报应观、财富观、地狱观、文昌信仰与敬惜字纸习俗等。在对善书灵验记之财富观的细致考察中，作者发现――与明末清初相比，清末善书从以往强调行善得科名、得康寿，转而标榜为善得富，这说明清末善书在牟利致富观念方面已发生了显著的转变。第五章则是对区域慈善活动与团体的剖析，主要研究劝善书在香港地区的流通、梅州吕祖信仰和澳门同善堂等慈善团体。从上述对该书篇章结构的介绍中可见，《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一书既有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重点区域上的观照。从中可见，一些善人如何在传统中国财富极端悬殊的社会环境下，通过善书表达对时代及社会的关切，殚思竭虑地从自身做起，力行劝善，化民成俗，追求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本身和谐发展的努力。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香港与内地的发展道路不同，诚如游子安所言：“20世纪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震荡，香港，享有长期的自由环境，信仰习俗没有受重大冲击，在这环境下，有利于道教的传入、继承和发展。”因此，香港的善堂善会，以及善书的刊行和流通，既有割不断的历史渊源，又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这显然有助于对长时段“内在连贯性”的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游子安独具慧眼，积十数年之功力，通过实地调查博取旁搜，收集大批民间文献，先后撰著了两部严谨扎实的学术专著，成为善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
作为庶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善书彰善瘅恶，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和生活。以皖南的徽州为例，势力煊赫的徽商无论是侨寓异乡，还是身处桑梓故里，不少人劝善弘化、热心公益，对于慈善事业孜孜不倦。明清以还的徽州，既有外地流入的大批善书，又有当地书坊刻印或抄录的一些著作。笔者对善书素无研究，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在皖南收集民间文献时，意外地发现善书往往是最无人问津的一类旧书，不少收藏机构对此似乎亦无兴趣。于是，近十数年来，手头陆陆续续收集到的徽州善书竟达数十种之多。最近，我应法国学者米盖拉博士之约，抽空将这批善书加以初步整理，深感徽州当地刊行及流通的善书颇具地域特色，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增加人们对善书的进一步了解。
譬如，《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第二章专门探讨《清后期到民初善书的流通》，简述了19世纪后半叶创立的文在兹善书坊、翼化堂善书局以及1930年的上海佛学书局、明善书局等。其中，仅在翼化堂善书局小节中，以数十字的篇幅谈及上海的宏大善书局，这显然是囿于资料的不足所致。而在笔者收集的徽州善书中，有多种宏大善书局刊印的善书。从中可见，徽州一些乩坛刊行的善书或征信录，往往是由宏大善书局承印。这些都说明，晚清民国时期宏大善书局是相当活跃的一个善书刊行机构。
从徽州乩坛及善书与上海宏大善书局的关系来看，对各地善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显然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随着原始资料的丰富，对劝善信仰、慈善活动与民间社会之关系的探讨，必将进一步深入，我期待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奉献新的学术成果。
《善与人同――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游子安著，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一版，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