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傅国涌的《叶公超传》，不由得想起叶公超的得意弟子梁遇春，还有他另外几个弟子和学生。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钟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废名）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人还是翻译的好手。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和感叹。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新月》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
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给废名发表。《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这是一个同仁刊物，著名的京派发轫于此。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未能维持下来。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务，可惜梁遇春固辞。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废名、梁遇春、石民之间最能得人和的，恐怕是废名。梁遇春说：“雁（按：指废名）飞去后，有时就觉得人间真没有什么可以畅谈的人。雁君真是不愧为红娘，他一去，你（按：指石民）的信就滔滔不绝的来，愁闷如我者，自己也不知道多么欢喜。”而对于事理的见解，梁遇春也常佩服废名的独到之处，他视废名如兄长。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逝世。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并收集整理他的遗著，并为《泪与笑》出版，由废名、石民作序，叶公超作跋。这样四人师友的情谊在《泪与笑》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出版《新月派小说选》。叶公超在序言中说：“废名是一个极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叶公超在半个多世纪后对废名的文学成就仍然念念不忘，甚至把他作为新月派最特别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此时废名已谢世，此前二人海天相隔，并无交往，梁遇春和石民则早早长眠于地下。
在叶公超的弟子与学生当中，当然是钱钟书成就最高，同时也为世人所熟知。他与常风交谊很深，但与骆驼草三子似乎没有交往，也几乎不曾互相提及。常风与梁遇春一样，是叶公超的弟子，而石民、废名、钱钟书则只能算是学生。
叶公超是一代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因种种原因湮没于历史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埋没的人，他们师友四人都不是可以埋没的人。《叶公超传》借助他人日记、书信以及回忆文章等对叶公超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整理、爬梳，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人物传记的书写模式。但该传对叶公超与他的弟子及学生的关系描述不清，只怕是不应该的遗憾了。
（《叶公超传》，傅国涌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1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