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中国，易卜生远远超出了一个北欧作家的意义，它因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而已成为一个开一代风气，提倡个人主义的文化符号。
2005年4月2日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位世界著名的童话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2005年命名为“安徒生
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里收录的叶圣陶致胡适的两封约稿信，就与当年的易卜生诞辰百年纪念有关。这两封信均为江苏教育出版社新近再版的《叶圣陶集》所失收，商金林先生撰著、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久前出版的《叶圣陶年谱长编》也没有相关的记载。
1927年5月，郑振铎赴法国游学，叶圣陶接替其主编《小说月报》直至1928年9月，叶圣陶接编后，很看重创作尤其是年轻作家的创作，其间陆续编发了茅盾的小说《幻灭》、《动摇》，茅盾的作家论《鲁迅论》、《王鲁彦论》，丁玲的处女作《梦珂》，沈从文的一系列小说，戴望舒的《雨巷》等诗，一时间营造出浓烈的创作风气。而笔者发现的这两封言辞恳切的佚信恰好可以说明叶圣陶其间是如何苦心经营《小说月报》的。其中第一封信当写于1927年12月18日，叶圣陶准备将次年3月份的《小说月报》安排为“易卜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专号”，并专程向胡适约稿，然而胡适并没有作复，叶圣陶以为该信递失，于是在1928年1月4日再次致信胡适，并告诉他潘家洵正在为《小说月报》翻译易卜生的戏剧Hedda Gabler及When we dead a wak，胡适仍然没有作复，也没有为该期《小说月报》作关于易卜生的文章。
最终，叶圣陶拟编的“易卜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专号”就这样流产了，1928年1月的《小说月报》刊登了鲁迅翻译的有岛武郎评论易卜生《死人复活时》的文章《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而1928年3月的《小说月报》只刊出了易卜生像并潘家洵翻译的《海得・加勃勒》，前后共连载了三次。编辑《奔流》的鲁迅注意到了《小说月报》上潘家洵翻译的这个剧本，他在《奔流》一卷第3号《H．伊勃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的编校后记中这样写道：“不知是有意呢还是偶然，潘家洵先生的《Hedda Gabler》的译本，今年突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计算起来，距作者的诞生是一百年，距《易卜生号》的出版已经满十年。我们自然并不是要继《新青年》的遗踪，不过为追怀这曾经震动一时的巨人起见，也翻了几篇短文，聊算一个纪念。”本期《奔流》刊出了梅川、郁达夫、鲁迅、林语堂翻译的介绍和研究易卜生的五篇文章。相比起其他报刊的纪念活动，这期专号经过鲁迅和郁达夫的精心编排，选取的易卜生的照片、手稿、漫画也独具匠心，恐怕是当年最隆重的一个纪念专号了。当时，一些纪念文章曾批评“五四”时期过于关注易卜生的思想而忽视了他的艺术特质，鲁迅却仍然着眼于思想问题，并从易卜生在中国的境遇揭示出“五四”后思想启蒙者的尴尬与寂寞。在编校后记中，鲁迅提出了“五四”时期知识界“何以大家偏要选出Ibsen来”这一问题，他认为：“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Ibsen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鲁迅进而感叹，“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再后几年，则恰如Ibsen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来一样，先前欣赏那汲Ibsen之流的剧本《终身大事》的英年，也多拜倒于《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的台下了”。
纪念易卜生某种程度上是对“五四”的纪念，鲁迅就注意到1928年不仅是易卜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十周年。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上刊发了“易卜生专号”，易卜生及其文学创作才迅速地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热点”。对现代中国，易卜生远远超出了一个北欧作家的意义，它因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而已成为一个开一代风气，提倡个人主义的文化符号。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点“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时，就明确指出一些作品得益于“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同时，作为向中国介绍易卜生的第一人，鲁迅也指出了当时中国对易卜生的思想及其文学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着缺憾，“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公敌》和《社会柱石》”。倡导个性、破坏偶像的易卜生成为鲁迅等“五四”启蒙者的重要思想资源，一生处于重重“围剿”的鲁迅十分认同《人民公敌》中那句名言：“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而易卜生在中国最重要的传播者胡适终其一生都提倡“明白清楚”，坚持写实主义的文学观，“五四”后很长一段时间，在胡适的眼里，深刻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易卜生戏剧远比莎士比亚戏剧更有价值。正因为此，叶圣陶在给胡适的约稿信中强调“先生介绍易卜生最早，那篇《易卜生主义》可谓已深入人心”，“非寻常应酬文字”。但不知何故，胡适没有回信，也没有应邀作关于易卜生的文章。是时过境迁？还是他的那篇《易卜生主义》早已深入人心，文章中所提出的个人主义的主题也并未过时，此时的胡适因没有新的意见，不想作新的文章了呢？还是仅仅因为事务繁忙呢？在现代文化名人中，胡适的不回信是出了名的，即使对丁文江等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如此。那么，胡适这时候都在忙些什么呢？1928年元旦，新月书店同仁们决定创办《新月》，这是新月社同仁第二次公开的事业，胡适为理所当然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就在胡适以沉默拒绝了叶圣陶，3月号的《小说月报》只能以潘家洵的一篇译稿来纪念易卜生的时候，同年同月《新月》创刊，在创刊号上，胡适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而为了表示对易卜生百年诞辰的纪念，1928年5月10日出版的《新月》第一卷第三号上则发表了余上沅的《伊卜生的艺术》和张嘉铸的《伊卜生的思想》两篇文章。
不过，想来胡适对以翻译易卜生的剧作来纪念他是认同的，因为同年4月25日的日记中他就说过：“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1921年，他曾校阅过潘家洵翻译的《国民公敌》，而叶圣陶信中所提及潘家洵译介的《海得・加勃勒》也是胡适非常喜欢的，留学期间胡适就读过这个剧本，“昨日读易卜生名剧《海妲传》（Hedda Gabler），极喜之。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见胡适1914年8月9日的日记）胡适甚至认为，“易卜生的《娜拉》，以戏本论，缺点甚多，远不如《国民之敌》、《海妲》等剧”（见胡适1921年6月3日的日记）。潘家洵先生后来倾其一生从事易卜生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译成易卜生25部剧作中的16部，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译介易卜生的翻译家，这大概是对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易卜生的最好纪念吧。
适之先生：
居处距离较远，致不曾走候。读《生活周刊》知先生近况极详。勤于撰述，乐此不疲，甚为欣慰。现在有一事向先生请求。明年三月，为易卜生百周岁纪念。小说月报拟刊载几篇关于他的文字。先生介绍易卜生最早，那篇《易卜生主义》可谓已深入人心。敢恳抽些工夫，为月报特撰一文。此不同寻常应酬文字，想来可蒙允诺。明年三月号大约二月初便须付排，故尊作恳于一月底赐下。先生友人中，治艺文者极多，倘蒙代约作文，亦所盼祷。敬请赐覆，
即颂 著安
叶绍钧上 十二月十八日
适之先生：
二十天前曾上一信，因为今年三月是易卜生的百周岁纪念期，小说月报拟刊载几篇关于他的文字，先生是介绍易卜生最早又最力的人，故欲请求先生特地撰一篇文字。连日盼望赐复，未得，想来那一封信不曾递到。现在再行陈请，希望能慰其愿。此非寻常应酬文字，想乐于动笔也。三月号于二月上旬付排，尊文能早日惠下，尤为盼祷。
介泉现在翻译易卜生剧，选定的是Hedda Gabler及When we dead a waken两篇。他在笕桥农业学校教书，住家在杭州，或者先生知道的。
叶绍钧谨上 一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