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林”版3月8日发表陈思和的《“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后，在学术界引起积极反响。3月15日，本版发表了吴福辉的《当新旧文学界限的坚冰被打破》一文，便是对陈文的呼应。讨论围绕着“新文学与旧文学”、“文学的先锋性与常态性”、“主流文学、大众
文学、通俗文学的关联”等逐一展开，之中显然还存在广大的研讨空间。今天，“学林”版再次发表京沪两地青年学者对此的笔谈文字，他们的意见均集中在“先锋性”这一焦点上，或论及其与文学史阐释模式的关系，或延伸到当下对“文学性”的论争，或提出对“先锋性”作狭义与广义理解的商榷，以期引起大家的深入探究和关注。
陈思和先生在北大举办《“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这一讲座时，我有幸在场聆听，当时隐约感到这一讲座蕴含了一个大的问题。读罢吴福辉先生对这一讲座稿的回应文字《当新旧文学界限的坚冰被打破》之后，这种感觉似乎明朗化了：陈思和先生的讲座以及吴福辉先生的回应所触及的，是如何重新寻求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模式与框架的问题。我看重的正是陈思和的话题中所包含的建立新的阐释范式的可能性。吴福辉先生也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可能性，并期待这种可能性的进一步完善。他不满足于把问题视野仅仅局限在“五四”文学，而认为陈思和提出的是“牵涉到现代文学研究‘整体性’、‘全局性’的一个看法”。吴福辉的文章力图把话题集中在关于“常态与先锋”的阐释模式上，进而把这一模式拓展到对现代文学的整体阐释上。我的看法与吴福辉先生相似：“常态与先锋”的阐释框架已经蕴含了一种生成库恩意义上的新“范式”的潜能。
现代文学的既往解释史可以看成是解释范式的更迭史。既有的一些现代文学阐释范式，诸如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精英与大众等等，都隐含着一种二元论的模式，在面对复杂化的文学历史原初图景时渐渐损耗了解释的活力，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僵化，直至丧失理论的有效性和历史的解释力。尤其是一度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新与旧”的解释模式，更暴露出诸多的问题，而随后出现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挑战与回应”等等模式，也都或多或少遗传了“新与旧”模式的历史基因。它们共同的问题是在文学的历史图景中划出了一道裂痕和缝隙，从而建构了一种二元化图式，在这种二元论结构中凸显的是一种对立和断裂，而缺乏整合文学史叙事连续性的理论视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态与先锋”的解释模式中最值得关切的维度是“常态文学”的构想。它与文学的先锋性维度之间形构出的并不是一种断裂性的二元模式，而是一种互为依托和相辅相成的动态格局。“常态文学”揭示了文学在传承和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相对恒定的一面，从而把文学史的视野拓展到了一个新与旧的阐释框架远不能涵盖的空间。诸如晚清的各种各样的文学类型正是以常态文学的形态渐进到现代文学之中，并进而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历史流程中或显或隐地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这种“结构性的作用”表明，难入“五四”以来现代文学法眼的所谓“旧文学”其实构成的是更“常态”的存在。陈思和的历史分析显示出，那些被命名为“现代人”的审美心理、意识形态，以及被命名为“现代文学”的叙事模式、话语类型，其实都有赖于相对恒久和稳定的文学历史经验的内在支撑，而这种结构性的支撑有可能成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底座。因此，“常态文学”的视野为我们重新揭示“新与旧”等二元论模式所遮蔽的文学史图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陈思和的讲座由此也解决了我近几年来难解的一个困惑，这就是王德威先生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思路中所展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学史叙事对“新与旧”模式的冲击以及带给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困扰。现代文学研究者一直寻求一种合理化的回应方式，以应对王德威在新的历史叙事中对晚清现代性的重构。在已有的诸种回应中，要么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推溯到晚清，进而被王德威的解释视野吸纳；要么拒斥晚清的现代性，而依旧强调“五四”文学的全新品质。除却学科话语权的争夺外，其实背后一如既往的仍是晚清和“五四”哪一个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新旧之争，隐含的依旧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式的旧有逻辑，从本质上说仍没有逃脱新与旧的既有范式。而这个论争如放到“常态与先锋”的问题视野之中，就容易解决了：晚清文学其实正是以某种“常态”的形态进入“五四”历史阶段并在此后的文学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结构性的功能。这种常态文学的视角无疑有助于在文学史叙事中弥合晚清与“五四”之间的历史裂隙。
“常态与先锋”的阐释框架在解释历史中常态文学这一维度的时候显示出了有效性和解释力，譬如讲座中谈到晚清的言情、武侠、推理等小说类型在“五四”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以常态文学的形态进入现代文学史，即是这一阐释模式最具解释力的一部分，从而显示出一种长时段的眼光和跨越历史时空的洞察力。但是当把武侠和推理等晚清小说形态作为一种常态文学的历史演化推及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认为17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充满武侠小说的因素”，并在《国庆十点钟》、《秘密图纸》、《羊城暗哨》这些“反特”、“惊险”电影中回溯传统中的公案、侦探小说等类型，就多少忽略了“变”的因素。尽管陈思和先生在文章中也强调：所谓的常态文学，是“以常态形式发展变化的文学主流。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发生文化上的变异”，但我依然想表达对这种阐释模式所隐含着的把“常态文学”的维度本质化的一点疑虑。
这就涉及到了“常”与“变”的关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常态也是非稳定的，是一种变化中的常态。尤其进入现代文学时代，这种常态的非稳定性，更与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性是对‘它性’与变化的承诺，它的整个策略由以差异观念为基础的‘反传统的传统’所塑造，这使它无法忍受无限的重复和‘乌托邦的厌烦’。现代性与对重复的批判是同义词，这就是为什么只能用一种悖论的方式来谈论现代传统”（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在这个意义上，“常”寓于“变”，“变”的维度构成的是真正的常态，这也正是现代性的常态。进步、变革、求新是现代性理念所拟设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的历史进程首当其冲地打上了这一理念的烙印。
文学的历史是一个被各种新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方式不断建构的过程。对文学史的解释模式也同样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当陈思和看到文学史阐释把“五四”“作为文学史的制高点，像灯塔一样”，“所以在这个灯塔的照射下，很多与之无关的东西都被推到了暗影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这种理解是符合历史语境的。但是当陈思和认为“那些与‘五四’传统没有多大关系的创作，就算是新文学的创作往往也被忽略。如钱锺书的《围城》，20年前的现代文学史里是没有的，是不被重视的……这跟‘五四’的标准有关。我们是以‘五四’的标准来衡量，《围城》不在这个标准和范围内”，也同样可能忽略了文学史在新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变”的常态性。姑且不论《围城》在问世的当时是否完全逃脱了“五四”的光照，即便这部小说的思想和观念与“五四”完全背离，《围城》之不被后来的文学史留意，真正的原因也更应该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和历史阶段中去寻找，而与“五四”标准的关系即使存在，也只能是次要因素。
按库恩在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说法，诸种理论和解释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学科“范式”，“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个新的范式的创生，重要的指标是它能否提供足够的解释空间的开放性，是否可以“无限制地”为后来的“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范式并不追求理论的完备性和解释的完满性，衡量它的标准更是有效性和解释力，这才使一个新范式不会在它创生的同时就走向封闭。这也决定了任何一个范式都有它无法触及的视野以及无法解释的问题，衡量的关键是看它是否具有生长性和可能性。吴福辉先生所重视的，恐怕也正是“常态与先锋”这一解释模式的生长性和可能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