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到广州出席国家图书奖获奖座谈会。抽暇，冒着岭南特有的??冬雨，去中山大学看望久已景仰的黄修己老师。当我手捧清丽的花篮走进他雅洁的会客室时，高悬在雪白墙壁上的一条横幅引起我的注意：
难得清高
之后，我久久思索这条
2006年4月，到厦门大学参加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与修己老师同居一室。当晚，就向他请教“难得清高”的问题。他说：清高是指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这是很难得的。专制年代不提倡独立思考，反而要通过思想改造来消泯个性，培养盲从和迷信。所以把清高当作了贬义，想要达到很难。而在当下商品经济大潮冲得全社会文化失范时，更是难了。
会后回京，收到他托人转来的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利用五一长假细细品读，对“难得清高”的内涵更有所悟。
这本散文集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修己老师在多篇散文中反复述说的北京大学代代承传的清高风骨。书中通过作者的亲历，说明北大的普遍的价值观，是看重学问的。马寅初、翦伯赞、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季羡林等，成为广大师生心目中的偶像，就是因为他们高度的学术成就与人格魅力。其中有的人不畏权势，不顾得失，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甚得人心，影响力甚大。师生们视他们为社会良知的代表，理性精神的化身，称他们为“菩萨”。这种清高风骨，在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中表现很突出。系主任杨晦先生有一种硬骨头精神，不受环境影响，不随波逐流，哪怕身处逆境，也敢于坚持己见，敢于坚持真理。吴组缃教授“不识时务亦俊杰”，“内方外也方”。他深谙小说创作的甘苦和三昧，艺术分析特别精辟，尤其对鲁迅小说《离婚》里爱姑“钩刀形”脚型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然而却不谙世故，任情率性，不知敛抑，从不为自己身前身后计，始终保持那一身正气，一副傲骨，始终坚持看问题的独见特识。王瑶教授即使在受难中，也饱含对学术的虔诚和探求的努力。林庚教授则更绝了，在有幸被请去当“国师”，给江青讲解古代诗词时，竟然以年纪大不适于做这种工作为由，拒绝了这一别人看来“天大的荣耀”。这些难能可贵的人们，不曾超凡入圣，却已出尘脱俗。总之，北大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尾随阿世之风和“巧滑的性格”都像“吃苍蝇”似的反感、厌恶，对得到高层领导褒奖的姚文元之类的文人不感兴趣。学术上，看重资料，称之为“干货”，笃信实证、求真务实。而这也正是他们无论在多么艰难的逆境中都能保持知识分子良知的重要原因。
修己老师开卷第一页就借庆祝北大百年华诞时一位同窗之口，明确提醒大家：“历史的纪念当以冷静地回顾、反思、批判为要务。”，不要把冷静地思考北大的历史经验遮掩了。倘若不肯、不愿、不敢、不屑去好好地回顾历史，将会是极大的损失。因为北大的历史，包含极大的深刻性。而其中最为深刻的，就是他反复述说的北大承传的这种清高风骨和批判精神。这恰恰是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和“道统”、“学统”，是北大人的精髓。其实，不光是老北大，也包括清华和燕京等校。其中就含有院系调整前清华研究院王国维、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延续着自诸子百家到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与骨气。修己老师说的好：“文化问题说到底就是人的问题，文化建设也就是人的建设。”没有富有鲜明个性与独立精神的人为根基，何谈什么文化！他把北大精神概括为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而他自己也正是这四点原则的身体力行者，始终保持着长期在北大生活所养成的习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生活”，“有一种喜欢追求思想深度的习性”，公正不阿、敢于直言。因而，他虽然一直没有什么“官衔”，却得到了学界的高度推崇和敬重。
当然，他同时感到了“难”！深感作为教师的“两难处境”。看到学界的思想麻木、正不压邪，他痛心疾首，坦言道：“我要教学生做正派人，做老实人，好好做学问，但这种人在生活中吃不开，在评职称、提干、评奖、评先进中吃亏。可我又不能教学生学坏，教他们去拍马庇，吹牛皮，坑蒙拐骗，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所以只能无奈地对学生说：“不要学我！”而对李伟江教授这样的付出不合虚夸为上时潮的“辛苦考索之功”，“默默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耕耘者”，则表示深深的怀念。
是呵，在官本位社会中，像吴组缃先生那样蜚声中外的大作家、大学者，尚且因为只是个教授，在医院饱受轻蔑，何况是其他学者呢？！一边面对世人的轻蔑，另一边身受商品大潮的冲击和权力、金钱以及花花世界的诱惑，要想神闲气定地保持一介书生的清高，专心致志于学术文化与文学艺术的追求，该是多么难啊！
而更难的是修己老师还要再讲的故事：季镇淮教授破格请自己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君担任自己研究生的答辩委员。杨君却不讲情面，全投了反对票，而季先生则从心里对杨君的坚持标准、严格要求，有一种愉快之感，予以赞赏。这种事情现在恐怕是很难出现了。难怪修己老师要把季镇淮先生的人格，比作是永远矗立在心中的一座丰碑。
那么，修己老师处在这种情景中会怎样做呢？他在逆境中受到过政治斗争的磨炼，在大灾难中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他的经验是实实在在从亲历的历史所得到的，经过痛苦从自己脑子里长出来的，所以既坚定不移，又善于变通。他是深刻的，但绝不尖刻、苛刻，对历史充满了理解的宽容与温情的容忍。正如他对他的学生们所说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绝对清高，除非你也上了首阳山。所以我的处世之道是：‘一支秃笔写书，两副心肠做人’。没有一副自守的心肠，就失去人格，就可能不像个人样。没有另一副变通的心肠，就很难处世，在生活中也可能处处碰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不管怎样，倘若能够拿“清高”做个镜子以自律，就是很难得了。“难得清高”！清高真是难得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