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文学评论家，儿童文学理论家。1951年生，现居上海。曾任《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现为《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著有现代文学专
著《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与《文心雕虎》，论文集《文学中的爱情问题》（与宋永毅合著）及《当代散文选析》等，长篇随笔《逃出“怪圈”》《人生的滋味》《体面的人生》《你和你的青苹果》《苦茶与红烛》等，书话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刘绪源书话》《桥畔杂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等多种。
《中华读书报》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近一年来儿童文学书、人、事争论的综述性文章，我贸然地答应下来。回家查资料，却发现这一年多来，所谓理论争论，其实已非常少见。在我所知范围内的仅有的一些交锋，竟都和我自己有些关系。这使我十分为难，因为我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虽然学界确有这种体例，即在写综述文章时把自己也当作叙述对象，论及自己时不称“我”而直呼其名，并且也可像评价陌生人那样公然表扬自己。但我不敢这么做。所以，径自且将综述换作一种反思吧。
“拥红派”和“批红派”
最早的对杨红樱的批评，也许出自童书推广人阿甲发表于前年8月25日《中华读书报》的《2004畅销童书过眼录》。这其实是一种淡淡的点到即止的批评。文章在充分肯定了“马小跳”系列的成功畅销，指出它在故事短小、插图丰富、贴近生活，并有浅浅的逗乐和轻微的教育意味之后，说了惟一的一句带有批评性的话：“虽然研究者或儿童文学爱好者可以从一些故事中轻易发现直接借鉴于其他经典儿童故事的段子。”随后，在2004年9月22日的同一报纸上，刊出了署名阿川的《原创童书真的没有一点独创性？》，此文标题即有一种偏离感，因为并没有人提出“原创童书没有一点独创性”的命题，阿甲只是指出了某一童书中“有”一种“直接借鉴”现象（这话说得极为客气）。凡涉猎过学术批评的人，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现在阿川则将论争对象所说的“有”换成了全称的“无”。整个文章风格，也与这一标题相一致，文中颇多“上纲上线”的话，最后落在“那就是国外的童书都比中国本土的强”，又是全称判断，又是“都”。收尾的一句话是：“妄自菲薄可以休矣。”2004年11月17日，阿甲在同一报纸发表《我们应当呼唤怎样的畅销童书》，他没有回应阿川文章中那些上纲上线的话，但具体地举出了杨红樱“直接借鉴”《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淘气包埃米尔》等经典童话的一些例子。
几乎在上述争论发生的同时，我写出了《试说杨红樱畅销的秘密》（刊2004年第4期《中国儿童文学》）。我在集中研读杨红樱作品后发现，她的创作严重缺乏文学性，但具备了一些搞笑故事特有的畅销因素（颇接近于《故事会》杂志中的笑话栏）。文中说，杨红樱笔下只有那种编得很匆忙的调皮捣蛋的故事，人物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区别，给读者留下的只是单一模糊的影子，即使字数累积到几十万，也仍然没能写出清晰、真实、多层次的“这一个”来。“这些故事从头至尾没有多少发展，除了马小跳年龄渐长，故事其实只有数量上的增加而已。”“既然这是从文学中剥离出来的畅销书，它因甩脱文学的羁绊而更为畅销，如我们还硬要将其作为文学来评述，甚至要把它树为文学的样板，那就不仅无理，亦复可笑了。”“打一个不伦的比喻，肯德基和麦当劳，够畅销了吧，但有谁会把最佳烹饪作品的桂冠，授给鸡柳汉堡或麦香鱼呢？这是两个向度上的追求。”
2005年10月25日，出版人邱建果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杨红樱不必郁闷》，他首先对批评作出肯定：“我第一个反应是为我们的批评家终于能鼓起勇气兑现其‘批评’之职叫好！……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风气，对文学作品说好的多，指出问题的少。尤其对国内作家的作品更是如此。这里面有出版社操纵的原因，也有拉不下情面的‘国情’使然。”随后，他又对杨红樱的畅销模式作了充分的肯定。他的结论是：“我认为创作界历来就存在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式写作，一种是商业化写作。我把杨红樱的写作总体上归为后者。”
2005年11月29日，《中华读书报》报道了北京一次会议上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的发言：“有些人批评杨红樱，说她的作品格调不高……我认为，当下阅读生态的失衡，责任不在杨红樱身上。作为一个写作者，她完全有权利进行这种形态的写作。我觉得需要检讨的不该是杨红樱，而应该是整个社会。”
2006年5月，青年评论家李学斌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杨红樱”该不该挨骂？》，批评了我的上述文章和另一青年评论家陈恩黎的文章“都拿优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对比杨红樱的创作”。他认为，对不同作品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他提出有四种儿童文学：艺术的儿童文学、大众的儿童文学、商业的儿童文学和类型的儿童文学。而承认多元，正确归位，所有的纷争就可以“烟消云散”。
但事实上，我、邱建果、曹文轩、李学斌之间，有一点认识是相同的，即认为杨红樱作品无法与经典儿童文学相比（这正是我作对比和论证的目的）；儿童文学界不必也不应对这样的作品“趋之若鹜”。至于将其归为哪一类，那还可作深入讨论（我觉得李学斌的四种分类还存在缠夹，如“类型”与“商业”、“大众”之间就有明显重叠）。当然，也有论者对杨红樱作出了极高评价，李学斌文中就引用了白冰的话：“‘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是艺术含金量、文化含金量、市场含金量三者统一的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白冰文章尚未见，权将此话聊备一格。
儿童文学“低谷”“高潮”争
2004年底，由团中央等七部委联合发起“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在上海分论坛的发言中，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方卫平首次提出目前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低谷，我在发言中作了响应，并作出进一步的论证。许多媒体对此作了报导。12月26日，《新民晚报》在“谈话”版刊出了会上的发言，我的名字下有这样的话：“儿童文学创作正处于近年来最低落的状态。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作品，也没有多少新人涌现。少儿出版中的所谓畅销书，主要是两种：简单搞笑的系列书（如杨红樱的作品）或成套推出的‘青春文学’（其实是写得相对干净的通俗软性读物），它们都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
至2005年夏，情况仍未有根本的改变，童书出版物在上述两方面的跟风克隆有愈演愈烈之势。9月中旬，在上海的一次研讨会上，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彭懿指出：“刚刚结束的少儿图书订货会上，一眼望去，花花绿绿的几乎全是杨红樱的书。”“杨红樱的图书是畅销书，充其量只能是读物。我们不是要贬低杨红樱的书，但是，杨红樱几乎占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半壁江山，一个人的创作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占有如此地位，这到底是好事还是一种悲哀？”我则重述了半年多前的看法，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目前已经陷入最低谷”。9月20日《新闻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这些发言很快受到反击。在北京的一次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樊发稼怒斥“上海某些评论家无视儿童文学近些年来的进步，在他们眼中，国外月亮就是比中国圆”。（见2005年11月29日《中华读书报》）樊并称他们为根本不读作品却妄下结论的酷评家。12月20日，《文艺报》发表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李东华的文章《2005，儿童文学的新声音》，文章一开头就说了一段与樊发稼几乎一样的话：“2005年的儿童文学是沉稳的……不像一些不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就敢妄下断言的酷评家所说的，我国儿童文学正处于低潮。”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年以前，阿川在批驳阿甲时，一开头就说的话：“阿甲先生是‘卖书人’、‘爱书的读书人’、‘阅读推广人’，也许是平时事务太多，加之童书又是‘相当初级的’，阿甲先生没有时间细读，或者是不屑于细读，他对原创童书所作的评判在我看来显得轻率和不负责任……”为什么一有人提出批评，马上就要断言对方是“根本不读作品”或“没有时间细读”？这样说有根据吗？难道读了作品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不能有与自己稍稍不同的见解？我们就这么容不得批评的声音么？
李东华的长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儿童文学新主流：回归经典，回归纯美”，说的是经典旧著在2005年的新版；第二部分“儿童文学阅读：推广，推广，再推广”，主要谈的营销和宣传，这两部分与创作现状评价没有太大关系。第三部分谈“青春文学”，第五部分谈杨红樱及相关作品，也很难说明当年创作成就如何不低；惟第四部分谈了曹文轩的新作与秦文君的“小香咕系列”，但后者其实也是前几年“旧作”的再版。我以为，李文仍不足以说服像我这样的“低谷”论者。
在李文中，提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是：“评论家对待经典作家和通俗的畅销书作家，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评价。你不能凭着一只鞋子走遍天下，能穿进你这鞋子的就是好作品，不能穿进去的，除非削足适履，否则永远不合尺寸。不能拿着丈量经典作家的尺子来丈量畅销书作家，他们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这与此后李学斌文章中的观点可说十分相近。
但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一只什么“鞋子”？那并不是希奇古怪的小鞋，而是对古今中外文学具有最宽泛的普适性的大鞋子――文学性。这就像我们说诗歌要有诗性，戏剧要有戏剧性，人要有人性，党要有党性一样，如果连这样的鞋子也可以不穿，那会不会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那还要评论干什么，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行其是不就是了？――这是我的一点想法，也录以存照。
当然，从今年的情况看，儿童文学的原创态势有所抬头，我但愿自己今年不再发出“低谷”的论调；但即使发出了，也希望听者不认其为恶意的搅扰，而能视为忧患的警策。因为我自信――也坚信方卫平、阿甲等敢于提出批评者――都是爱我们的儿童文学的。
